上计制是中国古代中央收集地方治理信息、考核地方官员的行政制度。上，表示地方向中央汇报的上行文书，其中记录各种关键的治理信息。计，从字源分析，最初的含义便是中央准确地收集来自四方的治理信息，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控。具体实施办法是地方官员每隔一段时间，对管辖范围内的人口、户数、田地、赋税、山川交通、人文风俗等重要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派出专门人员，携带这批数据资料赶赴中央，向专门机构提交上报。上计制由此成为中国古代中央考核地方官员政绩、强化地方治理的有效手段。

　　上计制的起源与历史演变。上计制的雏形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根据最新的金文学研究，这项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初具规模，《周礼》对此便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周礼·天官》记载，“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西周以降，随着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建立和发展，以及简牍文书与帛纸文书等书写材质的发明与改进，中央掌握地方各种统计信息变得愈发重要且更为便捷，进一步推动了上计制的建立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由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变、中央集权制度萌芽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上计在一些诸侯国亦有所应用。如《左传》记载鲁国使用计簿来审核官员治理的成效。《晏子春秋》记载晏子曾将治理地方的情况上呈齐国国君。到了战国时期，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记录与深入研究，上计的相关实施案例逐渐增多。如《吕氏春秋》记载任登作为中牟令，向赵襄子上计，汇报地方治理情况，并举荐贤才。《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魏国的西门豹为邺令，前后两次上计，魏文侯一次“收其玺”，一次“迎而拜之”，都根据上计的信息来判断西门豹是否称职，是否能够继续担任邺令。湖北《包山楚简》中的“集箸”“集箸言”有人口记录的调查，地方官员将其上计至楚国王廷，再由左尹上报楚王。

　　秦统一中国后，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正式创建和郡县制度的普遍推行，上计制得以正式建立并在全国实施。湖南《里耶秦简》中有大量秦朝迁陵县（今湖南省龙山县）基层政务往来的公文书，其中有丰富的“计”类文书资料。从目前研究已知，这类公文书的运转体系表明秦朝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规范化的上计制。在上计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考课其功的精神，官吏待遇亦随之动态变化。由此可见，秦代中央政府已建立起一套对新设置的郡县地区官吏有效的管理制度。然而，通过湖南《岳麓秦简》发现，秦代上计制尚不够完善，设计较为繁杂，使得地方治理疲于应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上计制难免苛扰百姓，激起地方社会的反抗。

　　汉随秦制，吸取前朝速亡的教训，上计内容更关心人口、垦田等事关“大一统”国家统治基础的关键信息。这不仅在传世文献《后汉书·百官志》中有明确记载，而且在西汉新获史料中得以印证。江苏《尹湾汉简》的集簿内容多认为是上计的样本，涉及地理、农业、行政、财政、民政等地方治理的关键信息。该书围绕四大政绩指标——户口（人口增减）、垦田（耕地面积与赋税）、钱谷（财政收入与库存）、盗贼（治安与刑狱情况），形成称为“计簿”或“集簿”的书面报告。上计从县级到郡级至中央，每年秋冬进行，次年正月前送达京师。西汉多由郡丞、长史担任；东汉设有专职“上计掾”“上计史”。正月举行“朝会受计”，由皇帝亲自主持（或丞相主持），接受全国计簿，仪式庄严。丞相（司徒）总负责考核评定，御史大夫（司空）负责监察审计，核实数据真伪，称为“考案”或“案比”。根据计簿数据，评定地方政绩的“殿”（最差）与“最”（最优）。结果直接决定官员的升迁、留任、降职、罢免乃至治罪，赏罚分明。法律依据是《上计律》，对欺瞒行为处罚极重。

　　在上计制鼎盛一时的秦汉时期，中央对地方的考课，除了通过上计文书以外，还辅以一套完善的监察机制。汉初沿袭秦的御史监郡制度，武帝时期又实行州刺史制度，并且有与之相关联的督邮——廷掾——亭长系统，中央通过它们对地方行政首长日常工作进行监督，确保上计结果的真实性，充分掌握辽阔国境内各地的情况。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仍旧按年度呈报上计簿，上计制继续贯彻。隋朝开始以朝集、计账与图经呈报中央，最终取代了上计制度。例如，朝集使制度是隋唐地方与中央保持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安史之乱后，代宗时期的各道进奏院由于更契合时局而取代了朝集使制度，成为唐中后期地方与中央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宋代以降，由地方向中央传递信息的制度呈现多渠道并存且相互竞争的特征，有力地提升了中央集权国家社会治理的效力。

　　上计制对古代国家治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上计制作为中国古代中央强化地方治理的创新制度和重要载体，在加强中央对地方治理、维护国家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上计制有利于中央准确及时收集地方治理信息，有效维护了国家稳定发展。纵观上计制的演变历史，历代封建王朝国力强盛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中央对地方社会经济信息的精准掌握。两汉之所以在400余年间能够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有效治理，便得益于上计制度。西汉时期，武帝曾四次亲自受计，朝廷的主计机构是丞相与御史府。东汉光武帝时期，上计制进一步强化皇权“总揽权纲”，削弱三公职权。

　　上计制有助于历代王朝对地方官员实施考核和监督。在古代中国，地方官员通过定期向中央政府呈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使得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有了有效的、“可量化”的考核标准。中央政府以此为重要依据决定地方官员的升降赏罚，在完善古代官吏管理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在总体上激励了地方官员积极履职。

　　上计制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上计制的推行强化了汉字的统一进程，从此各地都用汉字进行交流，中央与地方制度性的文书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内部文化传播与整合。地方向中央汇报信息的要求促进了地方图志学的进步，至宋代地方志成为新的史学体裁，遂使元明清地方史志学得以昌盛。地方志的书写，直接促进了各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