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融各有相似或不同的形式，马市在推动农耕与游牧、渔猎等民族之间交流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纽带桥梁作用。

　　茶马贸易早在明代之前的唐宋就已存在，此后随着各民族间交流的深入，饮茶在游牧地区逐步流行，茶成为日常生活用品。明代的茶马贸易达于繁盛，从辽东到宣府、大同，再到陕西三边四镇，直到西南地区都设有马市。从明初开始，中央就陆续设立有茶马司、茶课司、转运司和巡茶御史，并实行差发、金牌、信符、关防、敕书等制度，对茶马贸易和马市进行规范管理。马市的普遍设置，促进了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内的交往交流，是中华各民族交融的“催化剂”。

　　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明朝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方面，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制度中许多有效的治理措施，如在多民族交错分布地区，采取以“薄来厚往”“互利互惠”“互补共生”等为特征的马市贸易，以期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构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明朝建立后，影响政权稳定的最大边疆威胁来自以蒙古部为代表的北边族群。明廷首先是“以武功定天下”，分别采取出兵打击、招降收纳、修筑边墙等政治和军事手段，先稳定政局，再通过朝贡、马市、民市等经济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巩固政权。朝贡旨在国家层面解决政治认同关系，马市是官府主导下制度化的边境贸易，民市是在官方默许下的边地民间小型自主贸易，三者密切关联，其中马市发挥的政治稳定和民族交融“催化剂”的作用最为突出。

　　明王朝与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边疆民族的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经济或文明类型导致的，是朝贡、关市贸易渠道不畅所致。像沉重打击明朝的“土木之变”的导火线，就有朝贡的因素。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向明朝进贡马匹时，因虚报数量骗取大量回赐，“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遂失和好”。嘉靖年间明蒙关系日趋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明廷收紧了与蒙古部的边地马市贸易，在九边屯重兵、修长城、严防守，阻隔了双方的经济往来，遂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大军又一次兵临北京城下。次年，明朝曾被迫开放宣府、大同等地的马市，但不久又拒绝蒙古方面以牛羊交易的要求，单方面关闭马市，双方又陷入20年的对立。

　　隆庆年间明廷与右翼蒙古通过俺答封贡实现了议和，马市常态化设立，实现了明朝北边政局的持续稳定。议和的前提和重点，就是以“封”为政治统一的前提，以“贡”为经济交流的手段，开放马市奠定了实现和平的基础。可见马市对边疆政治稳定的影响之深。

　　有明一代辽阔的边疆和民族地区，从东北辽东的广宁、开原、抚顺马市，到华北宣府、大同的十余处“堡市”，再到西北陕西、宁夏和甘肃以及西南边地的多处马市，明朝共设立马市近70处。设置马市、放开民市，满足各族民众的物资需求，用经济纽带维系各族的政治关系，以贸易促和平，使各民族的交融在动荡局势下得以延续，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推动边疆地区的物资与商品流通

　　明代游牧、渔猎与农业经济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马市是多民族之间物资交换和商品流通的重要场所。明朝在边疆设置军政合一的卫所、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发展了边疆经济，带动了物资交流，同时设置的马市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北边出现了“长城两边皆故乡”的景象。

　　马市上交易商品种类繁多，展现了各族资源特色与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是各民族经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北边马市上汇聚了来自长城内外的物资，蒙古草原上牧养的马、牛、羊、骡、驴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衍生制品还有马尾、羊皮、皮袄、毛缨、毛布、皮革、虫草等。中原的物品除了茶叶、粮食、农具和铁器之外，日常生活用品琳琅满目，如绸缎、布绢、棉花、梭布、梳篦、米盐、糖果等。

　　边疆民族地区的土特产品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女真诸部的人参是东北马市的大宗特产，万历时海西女真每次入市交易数千斤之多，是京城权贵和中原名家口中的“百草之王”。来自蒙古草原上的野味、皮制用品成为边将入京供奉达官公卿的上等稀罕礼物。在西南地区，除茶、马之外，藏族人用佛画、犀角、皮毛、藏绒、药材等特产，换取汉人的绸缎、布帛、食盐、粮食等各类物品，各族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充实和满足。

　　交易的物资来源也颇为广泛。在马市以及由马市带动的民市上，大量商货自天南地北云集而来，不仅有来自长城南北各民族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历年间，宣大山西总督梅国桢在《请罢榷税疏》中称，隆庆议和后，“始立市场，每年互市。段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在这里，草原各民族可以换取来自中原地区的所需物资，屯戍官军也可以消费来自草原和内地的商品，长城沿线出现了熙来攘往的贸易繁荣景象。马市上的商品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各民族间的联系程度不断增大，各民族之间形成的经济共同体也得以不断巩固。

　　加速各民族间的社会流动

　　为保证朝贡和马市的有序进行，明朝组织修筑道路、驿站，即便是在重兵把守的长城防御线上，也修建有可供通行的道路、城门等，附近设置有马市和民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群体之间交往交流不断增强。

　　马市贸易助推了各民族间的群体性流动。马市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不同经济类型间的冲突和互补而产生，在明朝的马市上活跃着许多边地民族，如女真、蒙古、藏、羌、彝等数十种，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北部边疆地区。明代设置的马市，有的是供多个民族一起交易，有的则方便某个民族，如明初在开原设立的两处马市供女真、蒙古人贸易，广宁的马市是专供蒙古人贸易的。明中期以后，中央政府根据蒙古部、女真诸部迁徙流动性强、变化较大的特点，及时调整马市的地点和管理办法，以方便与其进行经济联系。以建州女真为例，明中后期女真人频繁迁徙，万历四年（1576年）应建州女真之请，在宽甸的永奠堡北开设互市，又在辽东地区的清河和叆阳分别设立马市，方便女真诸部前来交换米、盐等生活用品。这一时期进入马市交易的女真人，从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民间交易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交易的限制不断放松，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其中，各民族间的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

　　在辽阔的九边地区，马市设立的初衷主要是通过经济关系来维护与北边各民族的政治关系，此后不断发展形成一条沿明长城分布的贸易经济带，所以说，长城是一条维护北方各民族文明共生的秩序线，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见证，它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互市贸易，不仅满足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所需，也让各民族相互体验着彼此不同的风俗文化和精神世界。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茶叶、瓷器、丝绸、布匹、铁器、纸张、书籍、药品、乐器、首饰等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边疆民族地区。这些精美工艺品、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不仅提升了各民族的生活品质，也传播了中原传统的审美和文化。瓷器取代了粗糙陶器，茶叶改变了饮食习俗，传统的蒙古包旁也出现了砖石结构的房屋，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交织融合在了一起。

　　在马市上，各民族社会交往中活跃着一批兼通多民族语言的翻译人才，他们主动学习汉语言文字，研习儒家经典，践行儒家伦理，或在官府受到重用，或在马市充当翻译的“通事”“牙人”，直接推动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与此同时，中原汉人也被新奇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所吸引，蒙古、女真等各族文化都深刻影响着中原文化，如北方汉人的建筑风格呈现草原化元素，北直隶的男子多效仿蒙古人佩戴“胡帽”，东北的汉人多从女真礼节，西南的屯军饮食、服饰出现在地化倾向等。

　　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俺答汗进贡图与表文卷轴》，图文并茂地绘制了隆庆议和后俺答汗到明朝朝贡的使团从归化城出发，一路途经明朝各地之景象。据乌云毕力格教授考证，绘画之中俺答汗身着服饰应为明朝所赐蟒衣，三娘子及其右前方女子身穿服饰均为柿蒂窠襕袍，也是明朝所赐。服饰文化的背后，是蒙古部族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是中华民族通过交流走向融合的历史见证。

　　明代马市起始于中华各民族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互补需求，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过程中，兼容并蓄不断发展，经济、文化和生活融合持续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得到不断巩固和强化。这正是马市作为民族融合催化剂的重要历史价值所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