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场会议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人。会议期间，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诸儒作答，汉章帝亲自裁决，“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会议讨论结果被编纂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

　　《白虎通义》的得名与白虎观会议密切相关。白虎观位于东汉都城洛阳之北宫，其本身便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西汉定都长安标志着刘邦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承秦制，长安也更多被认为是其根基所在。而东汉选择定都洛阳，则体现了东汉一朝对于儒家王道政治的向往。儒家所推崇的政治理想存于夏商周三代之治，而洛阳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在儒家经学中被赋予了种种特别意蕴。东汉选择洛阳作为都城，宣告了自身试图继承上古三代的传统，故在实际政治中极为重视用儒家思想来教化引导民众。白虎观在《后汉书》中的记录只有三条，“章帝建初元年，诏（贾）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章帝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和帝）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讲于白虎观，庆得入省宿止”，这些记录共同说明白虎观与皇帝参与讲学有密切关系。若当时东观的作用是以藏书校书等事业为主，那么白虎观在东汉则被视为经学讲学讨论的场所。“白虎”有什么象征意义呢？其一，虎门是帝王正厅的西门，而西方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学术与贤者，因此虎门代表学术；其二，虎在五行中属金兽，对应西方方位，虎门与“白色”自然形成关联；其三，据《周官·地官》记载，负责教导帝王的师氏、保氏居于虎门左侧。白虎观不仅是学术的象征，也象征着师氏、保氏等人的学术活动与政治职能，汉章帝选择在此召开经义讨论会议，既契合经典中的制度记载，又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白虎观所蕴含的学术与政治双重象征，也为《白虎通义》的内容取向与价值定位奠定了基础。

　　《白虎通义》内容宏阔、义理周备，上探宇宙本原，下及人伦日用，内立心性之本，外定治世纲纪，将儒家思想内核与东汉政治现实深度融通。

　　《白虎通义》基于传统阴阳五行的模式构建了一套凸显整体性、关联性与秩序性的宇宙论体系。“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宇宙自然生成论，而且将“情性”“汁中”等深具人文气息的儒家心性元素，置于宇宙生成图式的主导地位。这一架构将人性、心性、伦理与政治全部纳入宇宙生成的整体图式之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为其政治思想的合法性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

　　《白虎通义》以天子、诸侯、百官构成国家公权力体系，强调“有德者居其位”，权力的合法性既来自效法天地的宇宙论，也来自执政者的道德修养。政府职能则以礼乐教化为核心，主张“德主刑辅”，通过制礼作乐来移风易俗，同时兼顾农业生产、商业发展与刑赏征伐，但始终以维护人伦、保护良善为宗旨。

　　《白虎通义》确立以“孝”为本的伦理原则，将其提升到通达天地、百行之先的高度。在此框架下，个人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层层贯通，使儒家伦理成为王道政治的道德基石。以此为基础，系统确立了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伦理规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社会主干关系中主导方的责任与表率作用，这与后世片面强调臣、子、妻的单向服从有着本质区别；“六纪”则涵盖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将伦理关系从家庭内部扩展到宗族、姻亲与社会交往，构建起一个由近及远、层层递进的人际网络，突出了“尊尊”“亲亲”“长长”的原则。这是一种以道德为根基、依靠社会自我调节的治理模式。

　　言及两汉思想或学术，“两汉经学”作为习惯性的概括描述，往往会遗漏历史的种种细节，也不足以诠释思想的具体流变。事实上，西汉与东汉有着很大不同。西汉刘邦集团在政治制度上继承秦制，在思想上承接的也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余绪，黄老、儒家、法家思想各有其活动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在西汉发展经历了种种曲折反复。即便在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的真正兴盛也要等到西汉中后期才慢慢实现。随着西汉政治危机的加深，王莽上台后力图将当时儒家的政治理想强行推之于现实，但因抛弃了实际政治应该具备的理性精神而造成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痛苦。东汉建国后，紧承西汉中后期儒学发展的良好势头。开国以来，儒家思想因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很自然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东汉开国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与西汉开国功臣多出身草莽截然不同，东汉经学对政治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影响之深远，是西汉未曾有过的景象。

　　东汉前期，人们所关注的最大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将儒家思想与政治现实结合起来？什么样的儒家思想才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直到汉章帝时期，经过白虎观会议的反复讨论，汉章帝亲自裁定，朝廷上下就这类问题才基本达成了共识。《白虎通义》正是经学制度化、儒学实践化的重要里程碑。

　　与后世侧重文本阐释的经学注疏不同，《白虎通义》的文本特质可概括为三：一是在文本组织结构上，“以礼名为纲，不以经义为区”，纲举目张，有总有分，秩序井然；其贯群经，《诗》《书》《礼》《易》《春秋》均被揽括；其言礼制，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婚冠丧祭无所不包；其研礼意，不仅明确具体礼节仪文在现实中的含义，而且深入探索每项礼制最初设立之本义；其论实践，针对现实需要，论述完整清晰，使得实际操作有章可循、有理可依，是中国礼学史上第一部既考礼制又深研礼意，既贯穿群经又自成体系，既有理论观点又能够具体指导实践的礼书。二是在行文方式上，“设主客之问，望似繁碎，其实简明”。《白虎通义》的问答式对话以现实需要为指导，以达到实用效果为目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意义。三是在语言特点上，“一字而深穷意义”，融合了汉代今文经学所推崇之章句与古文经学所推崇之训诂两种经学阐释方法。《白虎通义》对于各种规范意义的阐释蕴含了价值判断，它所要提供的是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与导向性知识。它之所以具有种种与一般经学文本不同的特点，在于它承载着以“儒”塑“治”的政治理想。故《白虎通义》之所以能成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其核心在于“通义”二字的内涵，这一内涵既体现在其文本地位与内容特质上，也体现在其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中：从地位上看，《白虎通义》是由皇帝钦定的阐发经义、阐发圣人之道的书；从内容上看，通过考详同异，在各类经籍和有关书籍中找到了共同点；从作用上看，这部书不仅可以用之经纬社会，而且可以指导长远。

　　《白虎通义》作为东汉官方经学定论与两汉经学的集大成之作，它为当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制度范式，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也为后世儒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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