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1634—1711年），字子真，号阮亭，别署渔洋山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其子王启汸谒选得任唐山知县，时任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的王士禛念其初涉仕途，骤然担负治理一地之责，不免“心殊惴惴”，遂手书五十条宦途箴言，将多年从政心得萃诸笔端，汇集成帙，名曰《手镜录》。

　　王士禛历仕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政声卓著，康熙帝曾亲题“清慎勤”以赞扬其德。这三个字不仅是帝王对人臣为官的肯定与褒赏，亦是贯穿《手镜录》的核心准则。“清、慎、勤”之为官箴，渊源有自。裴松之引王隐《晋书》，司马昭尝言：“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宋人吕祖谦《官箴》亦云：“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王士禛不仅承续此三字官箴，更对其在实践层面予以详细阐释，使“清、慎、勤”成为为官者日可持守、时可检视的实务准则。

　　以“清”立身

　　“清”字居首，关乎为官的立身之本。王士禛在《手镜录》中对“清”的阐说，并未局限于“不贪赃”“不敛财”的道德宣教，更从大节到小事、由心性至行为，构筑起一道防微杜渐的清廉屏障。

　　于原则处，他告诫儿子“无暮夜枉法之金”，守住为官底线。于细微处，他条分缕析，强调“日用米、肉、薪、蔬、草、豆之类，皆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一语道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微妙入口。官员若欲依仗官阶身份在购买日用物资时占得便宜，此事表面虽微不足道，实则已在官、民之间埋下特权鸿沟。王士禛深知，清廉不止拒贿一端，更需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权力边界的清醒认知。

　　王氏一生为官，处处践行着这一准则。康熙八年（1669年），王士禛奉调至江苏清江浦，任职于朝廷设置于此的造船厂。彼时清江浦船政弊端丛生，造船环节层层剥削，官商勾结已成沉疴。王士禛未因积弊深重而畏难苟且，明察暗访，将相关商贾及官员之罪状具折上奏，终使不法者遭受严惩。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王士禛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宝泉局。当时，各省钱局铸造新币，每每向宝泉局主管呈送“样钱”，验后留存不返，渐成惯例。王士禛闻此陋规，遂向户部尚书建言，样钱核验完毕当立即归还钱局，切不可留存私室。他主管宝泉局时，不取一文，纤尘未染，亦未遭人索要分毫。

　　王士禛浮沉宦海数十年，从地方到中枢，从扬州推官到户部尚书，晚年致仕还乡时，行李萧然，唯有图书数箱。这份贯穿仕途始终的清廉自守，是对“大德不逾”的坚定秉持，亦源于内心对权力的敬畏。

　　以“慎”行权

　　“慎”，乃行权处事之要，须“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手镜录》篇首即云：“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是谓入仕的官宦子弟，应行为端正，力戒骄矜，切忌自恃门第、傲慢任性。

　　面对死生最为攸关的司法事务，王士禛以“人命最重，极当详慎”为根本遵循，并基于此申发出决断之慎，审事“须参互原告、被告及干证口供”；刑罚之慎，“勿用重刑，勿滥刑。至于夹棍，尤万万不可轻用”；及至心绪之慎，“事至须三思而行，不可急遽，急遽必有错误。”这三重审慎，既是对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更彰显出对公正的追求和对权力的敬畏。

　　面对基础性事务，王士禛以审慎之心对待每一个力所能及的关键环节。他认为征收钱粮时，民众“如自封投柜，不经胥吏之手，流水簿备照分明，则胥吏不能作奸”，意在阻绝官吏借机盘剥；“银入鞘必自家经眼，然后贴封，不可粗心”，强调入库流程须仔细检核，无有疏漏。慎始慎终之间，显现的是对责任的担当。

　　王士禛对“慎”的践行，在其仕宦生涯中屡见不鲜，“杨成案”“克什兔案”等皆为其例。身居刑部要职时，他严查“徐起龙案”，重勘证据，终为蒙冤者昭雪，展现“罚当其罪”的审慎。

　　值得深思的是，王士禛所言之“慎”，截然有别于首鼠两端的迟疑不决，实是对权力后果高度负责的积极态度。他深知，为官者的每一项决策都可能对民众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若因草率而酿成大错，事后纵有补过之心，亦难以挽回既成之伤害。这份对权力运用后果的考量与敬畏，构筑起“慎”字背后的伦理基石。

　　以“勤”履职

　　“勤”，为履职行政之基，务必“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将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与深入思考的筹谋规划紧密结合。

　　“早作”是勤于实务。州县政务纷繁，若主官心生怠惰，或空转虚耗，或假手胥吏，难免滋生祸害，殃及百姓。王士禛在扬州任上，公事繁多却始终勤勉敬业，“夜分入寝食，燃巨烛剖析案牍，不少休”，完结大案“八十有三”。“夜思”是勤于思考。从政者不仅需要行动上的勤勉，亦需要反思与筹谋的智慧，回顾当日施政得失，研判民众切实所求，规划将来治理方略。

　　尤为可贵的是，王士禛将“勤”与“民本”紧密相连，明确指出“居官以得民心为主”，并在文字的铺陈中延展为一套清晰而富有温度的治理策略。他要求为官者须知地方之苦、百姓之艰，将深入基层、了解民情作为勤政的基本前提；主张真切排解民忧，面对灾祸切忌隐匿，应“即当极力申诤，为民请命”；以惠利民生为衡量尺度，力主“为民间省一分，则受一分之赐”；重视教化以涵养民心，提倡兴办义学，定期延请儒者向乡民讲解律例、导人向善，旨在以文化人，培育良善风尚。上述涉及认知、施策与评价的实践细则，将儒家“民为邦本”的经典理念内嵌于务实的为政之道中，正是“勤”以民生为导向的体现。

　　王士禛不仅是言道者，更是笃行者。早年任职扬州之时，王士禛发现当地的“琼花观迎春会”奢靡铺张，民怨甚沸，便于次年毅然上谏知府，力罢“琼花观迎春会”。为清结历年赋税积欠，他又积极奔走于官商之间，劝喻各方割俸捐金，并慨然上书当道，力陈积弊，终使积年旧账得以厘清，民困大纾。正是这些躬身实践，为《手镜录》的勤政训诫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使其所言有本、厚重可感，足以光照后人。

　　“清、慎、勤”的内在逻辑与后世镜鉴

　　“清、慎、勤”并非孤立的三个品德，而是彼此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清”是前提，为“慎”和“勤”提供道德根基。若失去廉洁作底色，“慎”容易沦为精明狭隘的自保算计，“勤”也许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慎”是约束，为“清”和“勤”提供方法指引。若缺乏审慎之心，“清”或许流于空泛的教条，“勤”可能变作盲目冲动的莽撞。“勤”是实践，是“清”和“慎”的最终落脚点。若没有勤勉的践行，“清”与“慎”难免陷于空谈，成为不作为者的自我标榜。“清、慎、勤”三者相互贯通、层层深入，共同构成了为官从政者修己安人的基本逻辑：以“清”立其身，以“慎”行其权，以“勤”履其责，最终指向一种清正而有为的治理境界。

　　“手镜”虽小，可映乾坤。三百余年后的今天，《手镜录》的拓片静静陈列于王士禛纪念馆中，其上“清慎勤”三字依然清晰可辨。这部官箴的具体条文或有时移世易之艰，但其中蕴含的“清、慎、勤”智慧却历久弥新。它提醒执掌公器者，当常怀“得民心”之敬畏，永葆清廉自守之本色，恪尽审慎行权之责任，坚守勤勉务实之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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