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纳土归宋”是中国历史上和平统一的重要篇章，1000多年来，这段历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近期随着电视连续剧《太平年》的热播而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

　　现在所讲的“纳土归宋”是后人的说法，文献中一般表述是“纳土”“归总”“吴越献地”“吴越归地”等。《宋史·吴越钱氏世家》中收录的钱弘俶《纳土表》云：“臣庆遇承平之运，远修肆觐之仪，宸眷弥隆，宠章皆极……愿以所管十三州献于阙下执事，其间地里名数别具条析以闻。”现存洛阳博物馆的《钱俶墓志》这样记述：“藩辅固而寰宇宁，车书通而天地一。举千乘之重，请藉有司；炳三台之明，愿拱宸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记载，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率宗室3000余人、船1444艘赴汴京，献吴越国13州、1军、86县、55万余户及11.5万余兵卒，是为“纳土归宋”。

　　吴越国：乱世中的太平净土

　　在唐、宋之间，中国历史存在一段大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907—979年）。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是为“五代”。中原之外，还存在着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荆南（南平）、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是为“十国”。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频繁更迭，割据政权相互攻伐，兵燹战乱不断，社会生产停滞。南方政局相对稳定，尤其突出的是长江下游的吴越国。

　　吴越国的建立者钱镠，兴起于唐末战乱，因战功被唐朝任命为杭州刺史，镇海、镇东军节度使，被封为越王、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钱镠被封吴越王，建都杭州。吴越国历三代五王，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立国72年。极盛时下辖杭、越、湖、温、台、明、处、衢、婺、睦、秀、苏、福等十三州，大约包括今天浙江省全境、江苏省东南部、上海市和福建省东北部一带。

　　历代吴越王遵从“善事中原”的祖训，秉持“保境安民”的国策，在乱世为百姓撑起了70余载的太平年。其间大兴水利，保障了农业命脉。修筑“捍海塘”有效遏制潮患，设置“撩湖军”疏浚西湖、太湖。鼓励民众开垦荒地，“纵民耕之，公不加赋”。组织军队屯垦，“置营田卒数千人，以松江辟土而耕”，达到“境内无弃田”，粮食丰稔。农业的稳定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吴越国的丝织业极其发达，曾一次性向宋朝进贡绢十万匹、绫二万匹。越窑烧造的“秘色瓷”更是巧夺天工，成为进贡中原的珍品。海外贸易繁荣，与朝鲜、日本乃至大食等国均有商船往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换回了丰厚的利润。这些举措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富庶，境内人口从唐末的30多万户增长至“纳土”时的55万余户。

　　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吴越国偏安一隅，社会安定、经贸发达、文化昌明，成为乱世中的一片乐土，“国祚绵长，百姓幸福”，被誉为“世外桃源”。杭州也因钱氏的经营，被誉为“东南第一州”，在北宋时便赢得了“地上天宫”的美誉。

　　“纳土归宋”：顺应历史潮流的抉择

　　钱弘俶是吴越国最后一位国君，字文德，生于公元929年，杭州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在位30年（948—978年），是吴越开国君主钱镠的孙子，吴越国第二任国君钱元瓘的第九子。吴越国“纳土归宋”是一个艰难但明智的决定，既是统一大势所趋，也是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久乱思治，天下统一是历史大势，在经历了唐末至五代十国近百年战乱后，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已成为当时民众最深切的集体渴望。北宋顺应并主导了分久必合这一历史大势，通过“先南后北”战略，先后消灭南方五个割据政权，基本完成长江流域的统一。乾德元年（963年），宋军借道之际突袭江陵（今湖北荆州），节度使高继冲投降，灭荆南（南平），得3州17县；同年，宋军乘势攻破朗州（今湖南常德），斩杀割据将领，湖南（武平）并入北宋，得14州66县；乾德三年（965年），宋军分两路攻蜀，后主孟昶出降，灭后蜀，得45州198县；开宝四年（971年），宋军直捣广州，后主刘鋹被俘，灭南汉，得60州214县；开宝八年（975年），宋军攻克金陵（今江苏南京），后主李煜降宋，灭南唐，得19州108县。随着南唐灭亡，吴越国北、西、南三面已被北宋完全包围，陷入战略绝境。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钱弘俶北上中原朝觐宋太祖。赵匡胤赐其“剑履上殿，诏书不名”的至高礼遇。《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他这次朝觐返回江南时，宋太祖“取群臣留俶章疏数十轴，封识遗俶，戒以途中密观，俶届途启视，皆留己不遣之章也”。宋太祖将朝臣建议扣留钱弘俶的奏章当作“临别赠礼”，这份“推赤心于人腹中”的坦荡，让钱弘俶“感惧”交织，流着泪说“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这为后来的“纳土归宋”决策奠定了情感基础。另据《宋史·礼志》“宴飨”条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再次奉诏入汴京朝见宋太宗，席间，宋太宗安排了已亡国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南汉后主刘鋹作陪，这是一种沉默的政治语言，行不言之教。随行丞相崔仁冀私下直言：“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宋太宗这种向天下展示“天命所归”、四海统一的威仪之举，对钱弘俶最终下定决心“纳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除了外部条件之外，吴越钱氏家族深受中原儒释道文化多重熏染，这是促成“纳土归宋”的深层次内部动因。

　　一是儒家忠君爱民思想根深蒂固。钱镠立国之初就奉中原各代王朝为正统，接受唐朝和后梁的任命和分封，临终前留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八字方针。其继任者钱元瓘对后唐、后晋称臣纳贡，钱弘佐甚至把辽朝奉为正朔，钱弘俶也先后向后汉、后周及北宋施以臣礼，因此文献称吴越国为“义忠国”。《钱氏家训》中记载了钱镠三大忠君爱民遗训：“第一，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第二，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第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祖父的遗训是钱弘俶“纳土归宋”的重要因素。

　　二是受道家思想影响巨大。钱镠崇道甚笃，曾帮助高道闾丘方远在余杭修建天柱观，多次举行道教斋醮仪式，历投龙简于洞府名山和太湖水府，在银简告文中自称为“大道弟子”，向上天祈愿“风调雨顺、万姓安康、子孙繁盛”。他的继任者钱元瓘、钱弘俶也都信奉道教、礼待道士。道家“小国寡民”“清静无为”思想，影响了吴越国的治国方略，在乱世中“不兴兵举”，对外“保境安民”避免战事，对内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使吴越国在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保持了内部的稳定与文化的多元发展。道教的信仰助推了“纳土归宋”的实施。

　　三是历代吴越王都崇尚佛教。尤其是钱弘俶酷爱佛教，自称“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他造经幢，刻佛经，建寺院，修宝塔，礼遇高僧，重修灵隐寺，创建永明禅寺，建造六和塔、雷峰塔等，还修建石窟造像。吴越国成为佛教文化中心，被称为“东南佛国”。宋徽宗时陈瓘在其所撰《智觉禅师延寿赞》中，称钱弘俶“归土”受到了永明延寿禅师的规劝：“钱氏重民轻土，舍别归总，惟用师之劝谕，诚用师之劝谕乎？”佛教的悲悯坚定了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决心。

　　在上述要素综合作用下，978年钱弘俶最终采纳了幕僚崔仁冀的进言，决定“纳土归宋”。北宋接纳吴越国土地后，长江以南完整纳入宋朝版图，实现政权和平过渡，成为五代十国中唯一未经战乱完成统一的割据政权。“纳土归宋”后，钱弘俶先后被宋廷封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后又辞国号，改封许王，进封邓王。其子弟旧部皆被授予北宋官职，得以妥善安置。端拱元年（988年）八月，钱弘俶于六十大寿当日去世，谥号“忠懿”，葬于河南洛阳北邙山。钱弘俶在邓州修订《钱氏家训》时留下这样一句训诫，“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这正是他对“纳土归宋”的内心告白。

　　“纳土归宋”：影响深远的和平统一事件

　　吴越国“纳土归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和平统一事件，这一抉择虽然终结了吴越国70余年的历史，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结束割据混战，推动国家统一。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割据混战，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纳土归宋”最直接的意义在于避免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与南唐后主李煜“欲拒还迎”终致国破家亡不同，钱弘俶的主动归附使江南富庶之地免于兵燹之灾。正如《旧五代史》所评：“唯钱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盖事大勤王之节，与荆楚、湖湘不侔矣。”苏轼在《表忠观碑》中写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纳土归宋”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睦和谐。钱弘俶“纳土归宋”加速了北宋的统一进程，使中国从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迈向“大一统”格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与国家统一的先例，成为后世推崇的政治智慧与家国情怀的典范，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和平性。

　　维持地区繁荣，促进经济中心南移。吴越国三世五王励精图治，使吴越地区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空前繁荣。钱弘俶的“纳土归宋”使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富庶得以延续，同时推动吴越国融入更广阔的经济体系，促进贸易发展。江南地区纳入北宋统治之后，吴越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发达的手工业、商业，源源不断地支持着北宋的经济运行和都城汴梁的繁荣。“纳土归宋”进一步巩固了江南地区作为国家经济重心的地位，推动了两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进一步南移，使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奠定了南宋定都临安的基础，也开启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荣发展之先河。

　　加快文化融合，赓续中华文脉。吴越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文化和饮食文化都极具特色，形成了“东南佛国”“丝绸之府”等地域文化现象。“纳土归宋”后，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吴越的文人、工匠进入北宋中央，推动了南方文化在全国的传播。北宋书法家苏轼、米芾的书法均受吴越文化影响。吴越精细的丝织技术也间接推动宋朝汴绣的成熟与发展。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瓷”工艺被北宋继承并发扬，对宋韵文化产生较大影响。杰出的建塔匠师喻皓被征召到开封建造开宝寺塔，促进了南北建筑技艺的交流。吴越国刻印的佛经补充了中原缺失，延寿禅师等高僧的著作与思想北传，推动了禅宗与净土宗的融合。

　　保全钱氏家族，成就千年名门。在历史上，因改朝换代而致国破家亡的事件屡见不鲜。钱弘俶“纳土归宋”，不仅使吴越钱氏家族免受王朝更迭伴随的家国倾覆之痛，而且受到了北宋极高的礼遇。宋人编写的《百家姓》中，开篇就是“赵钱孙李”，钱姓排在宋朝皇姓赵姓之后，与钱弘俶“纳土归宋”密切相关。从宋元到明清，钱氏后裔代有人才涌现，仅两宋时期就涌现出320余名进士。近现代江浙一带钱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钱穆、钱钟书、钱玄同、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硕学鸿儒、科学巨匠群星灿烂，都与吴越国“纳土归宋”有着不解之缘。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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