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前的齐梁时期，刘勰撰著的《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自身的文学理论体系，其文论思想还融入后世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参与中国文学理论精神品格的塑造。

　　君子必辩

　　辩论是从事理论研究必须具备的品格。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理论家都善于辩论。战国时期，孟子为了维护和发扬周孔之道，距杨墨、放淫辞、辟邪说，就表现出勇于辩论的精神。他自己感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破邪立正，须要辩论。稍后荀子直接提出“君子必辩”。理论的提出和坚守，要具有辩论的勇气。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就引述孟子的话，感慨“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整部《文心雕龙》都表现出鲜明的辩论色彩，刘勰既充分掌握前代的文学理论遗产，又指出它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视野狭窄，观点存在偏颇。如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志论》等文论的许多见解都为刘勰所吸收。刘勰又在《文心雕龙·论说》中直接反驳陆机所谓“说炜晔以谲诳”的说法，对挚虞的品评也多有纠正。辩论并非故意地猎奇立异，辩论的勇气来自对道理的认识和坚守。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从道理上作出判断，既不故意求同，更不标新立异。

　　君子必辩，表现出文学理论家对现实的关切。理论的力量来自切中时弊，指摘现实症结并开出良方；对现实问题具有咬合力的辩论才是坚实的。刘勰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文坛，“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作家过于趋新，乃至文章讹滥。《文心雕龙·通变》曰：“宋初讹。”《文心雕龙·定势》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文心雕龙·程器》曰：“近代词人，务华弃实。”他的整个文学理论，都是为针砭当时的文坛问题而发，所提出的观点具有现实针对性。如魏晋以来，士族阶层占据高位，却不处理实事，望白署空，居官者只署文牍，签签字，而不问政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南朝政权的孱弱不竞。针对这种政治积弊，刘勰提出“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文士应该具有实际的治世才能，“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担当起经邦纬国的大任。写实用文章的人尤其应该具备切实的生活经验，如作议对，“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当时的膏腴子弟，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附庸风雅，而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刘勰这部书广泛论及各种实用文体，是有纠正当下不良士风与文风的用意的，展现出“君子必辩”的品格。

　　立本趋时

　　理论不能止步于对现实弊端的揭露，还应该在揭露弊病的同时，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法，指明矫正弊端的方向，这样的理论才具有建设性意义。为了扭转当时文坛“远弃风雅，近师辞赋”的风向，刘勰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当时一般文学理论家未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刘勰则从根本上做起，开篇提出“原道”“征圣”“宗经”，从本源上重新认识文的源流、性质和准则，可谓立本有体。清人纪昀称赞说：“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源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因为能立本，刘勰的见解超越了一般文士，即便是论对偶也推究到“造化赋形，支体必双”，论声律也推究到“声含宫商，肇自血气”，从本源上认识汉字美的属性。

　　刘勰并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强调“立本”的同时也注意“趋时”。他关注当时新的思想动态，如他所“原”之“道”，已不是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学之道、老庄之道，而是他那个时候玄学化的儒家之道，是时代的新思想。佛学是当时外来的新潮流，他吸取其中圆照、圆通的思维方法和系统性的理论表述，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六朝时的审美意识更为自觉，在文学表现方法上作出诸多探索，刘勰及时吸取这些新因素，重视文学的情美、形美和声美，设专篇探讨风骨、比兴、声律、对偶、用典、隐秀、结篇、练字等具体问题。特别是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撰写这部文学理论著作，符合南朝辞赋骈文的审美要求。“抑引随时，变通适会”本来就是儒家经典的一个特征，重儒的刘勰怎能墨守成规。“趋时”赋予立本以新鲜的活力；“立本”是趋时的思想源泉，保障“趋时”的正确方向。故实与新声相济为用，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唯务折衷

　　折衷是中华文化的思维智慧。辨析事理，执其两端而折其中，不偏激、不片面、不走极端。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明确地说：“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折衷是刘勰阐述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思维方法，在正与奇、今与古、新与旧、通与变、雅与俗、华与实等问题上都做到执其两端用其中。折衷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平庸的乡愿，而不是折衷。刘勰的折衷是以“擘肌分理”为前提的。《文心雕龙》全书论及的作者三百多人，广泛覆盖前人文论的成果，甚至曹操、刘桢等人的一些今已不存的文论见解，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可谓是弥纶群言。只有在充分占有前代的文学理论资源、充分掌握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立论才能做到唯务折衷。理论往往以感性经验为起点，但不能停留在模糊印象和心灵感悟上，须要“擘肌分理”。试读《文心雕龙·辨骚》，刘勰在辨析《楚辞》与五经“四同”“四异”以及后人学习《楚辞》的得失之后，才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一折衷论断。一般人基于对失败者的同情而褒扬曹植，贬抑曹丕。趣味无争辩，普通人不妨各有所好，但这不是文学理论家的中正态度。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他分析曹植、曹丕性格的差异，在文体上的偏擅，给予二人公正的评价，并剖析“扬植抑丕”论的社会心理原因。这就是“擘肌分理”，这样的立论才是折衷。“擘肌分理”后的折衷才能显示出理论的锋芒。

　　后世有些文学理论家缺乏这种折衷的态度，如南宋末年的严羽，执拗地标举盛唐，贬抑苏黄和江西诗派，甚至声称“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他的这种理论勇气很可嘉，但态度是偏激的，虽然在元明两代产生很大影响，但其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清初冯班专门作《严氏纠谬》，指摘严羽诗论“似是而非”“惑人为最”。从中可见，折衷之可贵。

　　立论成家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立言为其中之一。成一家之言，足以令人超越死亡而声名不朽。从诸子立说到诗文鸣世，追求不朽的确是强大的精神动力。刘勰说：“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立言不朽也是他撰著此书的动力之一。刘勰本想从事经学，发扬孔子思想，但因为有马融、郑玄在先，“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就转而论文。他觉得文章很重要，而当时文章问题很严重，著作此书“述先哲之诰”，而“益后生之虑”。可见他是以撰著“子书”立论成家的抱负从事《文心雕龙》写作的。故理论研究应该有立论成家的品格，用今天的话来说，立论成家就是理论自信。不论是古人的学说，还是外来的观念，都不能生搬硬套，而应该消化吸收，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理论。低层次的一家之言，只是个人偏颇的见解，在刘勰看来是“曲论”；高层次的一家之言，是君子通天下之志而切中问题的本质，并建设性地提出改变现状的方法和前景，从而入道见志，立论成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