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知德（1525—1604年），号瞿唐，是明代中后期著名易学家、理学家，清代编纂的《明史》赞其为“崛起真儒”。他自幼聪慧，却屡遭科场不顺，中年后看破仕途虚名，隐居巴渝山林二十九年，潜心钻研《周易》与儒家义理，讲学授徒、教化乡邻。晚年著《来瞿唐先生日录》（以下简称《日录》），汇集数十年治学心得、修身感悟与人生思考，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该书摒弃门户之见，融合程朱理学“理为本体”“格物致知”与陆王心学“心即理”“发明本心”的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构建了以“格欲致知”“知行并进”为核心命题的道德思想体系。其中提出的“志道为上”的人生理想，是来知德人生价值观的中心主张。

　　“志道为上”的理论源头可直接追溯至孔子思想，是对孔子“志于道”精神的继承与拓展。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确立了儒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其中“志于道”是君子人格的核心与根本，处于统领与主导地位，“据德”“依仁”“游艺”则是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的具体路径。《日录》承续孔子“志道”理念，明确将其列为君子人格的第一要务，置于价值体系的顶端，以此凸显“志道”的至上性与终极性。来知德还曾在白绢上书写“愿学孔子”四字，系于臂上，以明追随儒家圣人“志于道”的坚定志向。他对“道”的内涵阐释亦源自儒家，将其视为宇宙万物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统摄，是“贯通古今、统摄万事”的根本真理：“道者路也，事物当然之理，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

　　以“志道”为君子人格的第一要务，融合了儒家经典思想与自我人生体悟，对生命永恒意义与至高价值的觉解。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来知德将其阐释为，唯有诚心问道、立身循道且躬行践道，方能超越肉体生命的限度，达成精神生命与“道”同在的不朽，彰显生命的至高价值。他在《日录》中强调：“一朝能闻道，生顺死亦美。终身不闻道，枉过生亦鄙。世有长生术，吾将越千里。死生既有命，不须置之齿。而何不安命，修身成君子。”又言：“人不闻道，昏昏昧昧，枉过一生，与禽兽一般，长生何为？”这些论述尽显对生命有限与无限的透彻洞察。血肉之躯终有消亡之时，“道”却能永恒不灭，践行道德、与道同在的人生，也因此而超越有限形体，获得永恒的生命意义。反之，若沉迷于声色犬马、功名利禄，即使富可敌国、权倾一时，最终也只会“与草木同腐”，难以成就“不朽”。其对儒家“三不朽”思想的深化便在于，强调“立德、立功、立言”皆需以“志道”为前提，否则立功可能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立言、立德或成为欺世盗名的手段，唯有以“志道”为根基与统领，方能真正成就人生的不朽。

　　为进一步说明“志道为上”的价值取向，《日录》对人生的三类志向——志于道德、志于功名、志于富贵，作出了清晰且富有创见的价值排序。明确指出：“人之气质不同，志向因之不同，故有志道德者，有志功名者，有志富贵者。以三等评论之，道德上矣，立功名者次之，富贵又其次也。”作为一等志向的“志道德”，其“道德”即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亦是最高天理在人伦日用中的具体呈现。君子当立行道之志、担弘道之使命，这正是人生最高等级的志向。位列二等志向的“志功名”，即追求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来知德认为，这类志向虽不失为有益之志，但即便以功名为追求，亦不可违背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三等志向的“志富贵”，是以追求物质财富利益为目标。这被视为最低层次的志向，实为私欲驱使而非真正的立志。不过，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类追求亦无可厚非，但同样需坚守道德底线，否则便属“立志之差”。

　　“人生三志向说”，彰显了鲜明的圆通智慧与务实精神。一方面，将“志道德”明确为一等志向，主张读书人当以修养君子人格和“志道德”为人生最高追求。因此，对于当时社会上读书人将科举当作获取功名富贵之梯、而非明德弘道之舟车的普遍现象，直言其已背离追求学问的应有目的，并据此批判了当时科举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另一方面，并未强求人人皆以“志道德”为最高目标，认为世人追求功名富贵亦未尝不可。但即便是以功名富贵为取向，也必须以保持内心基本良知、守住道德底线为前提，不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实则是对“底线道德”与“崇高道德”关系的一种深刻理解：“志于道”作为“崇高道德”，是君子人格的应有之义，亦是读书人应树立的远大志向；“不失基本之德”作为“底线道德”，则是所有人无论追求何种人生目的，都必须恪守的行为准绳。

　　针对“志道德”与收获富贵的关系，来知德也有辩证且系统的回答。其一，“道德未尝碍功名富贵也”。追求道德与获得富贵之间，既非必然正相关，也非必然相冲突。他举例说，尧舜身为天子，坐拥天下富贵且兼具仁义善德，可谓富贵与道德并存；而颜子志于道德，却过着箪食瓢饮、居于陋巷的生活，这是富贵与道德的相离。这两个例子恰恰也说明，践行“志道”理想，“无论富贵贫贱，皆可能之”。其二，“盖道德存于我，富贵存乎天。使我有此富贵也，虽千方百计辞之而不能去。使我无此富贵，虽千谋万巧招之而不能来”。这表明，人能否获得富贵、富贵大小如何，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命运的安排；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品性，却主要是自己做主的事情。其三，君子既然“志于道”，便应专注于自身道德修养与实践，将富贵仅仅视作践行道德的一种可能结果，而非刻意追逐的目标，最终无论富贵与否皆不足挂怀。毕竟道德修养才关乎人的本质与生命品质，而富贵不过是身外之物：“富贵贫贱，倘来之物，与吾身原不相干。”其四，志于功名富贵者虽非不可，但决不可逾越道德底线。否则非但未必能获得富贵，更可能坠入伤天害理的深渊，招致祸患。

　　“志道为上”不仅是存于内心的认同与向往，更需落实到具体行为实践中。《日录》中尤为强调“躬身行道”“知行并进”，注重在日常待人接物、立身行事中践行崇高道德理想。来知德本人隐居山林数十载，潜心钻研道德学问，虽生活清贫，却乐在其中，为后世儒者树立了行德弘道的典范。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