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这一章，朱熹《论语集注》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这两句话，最早出自宋儒程颐之口，由程门弟子刘安节记录下来。朱熹读后，心有戚戚焉，故摘录到他那本“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由此，“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便成为中国士大夫看待人生、家国、世界问题的方法论，由两宋至明清，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诗》《书》《礼》《乐》，本为西周以来贵族教育的四大科目，孔子用来教授三千弟子，加上《易》与《春秋》，成为“六艺”，这就是儒家相传的古典教育传统。其中，礼、乐二教，固然也有一定的文本，但更注重身体实操，需要将一整套礼仪与乐舞演绎出来，所谓“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黄钟、大吕、限、弦歌、干扬”为乐。礼乐相配，铺陈为冠婚、丧祭、朝聘、射乡等大型典礼，《仪礼》这部经典所记，即西周以来各类典礼的设计方案。可惜关于“乐”的部分，难用文字记录，早已失传。其实“礼”的部分，也只不过记得一个流程的枝干，后世若要依此复原周代礼仪场景，一举手、一投足，表情如何、神态如何，均已不得而知。就看清儒对种种礼仪细节的考辨、驳难，各家争论汗牛充栋，便可知要想复原当年，几无可能。

　　孔子对礼乐的推崇，重心本就不在复原，他看重的是“礼之本”。何为“礼之本”？钱穆的解释是：“礼乐必依凭于器与动作，此皆表达在外者。人心之仁，则蕴蓄在内。若无内心之仁，礼乐都将失其意义。”可见，相较于器物与动作，内心之仁才是礼之本。由此也就能理解《论语》记载的那句名言——“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人心的教化程度、人伦的亲疏关系、人情的厚薄冷暖等都没有达到所谓的“仁”，而只是盲目去追求一套仪式，能做出来的不过是礼之末节。因此，要在典礼中显出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厚谊，功夫还在平日。更需要着力的是，由特殊场合的礼仪回归到平时的日常起居，在言谈举止、视听言动中流露出来一种教化、一种教养，才是由内而外的气质，慧中以秀外，此即所谓礼教。这种自我修养不期然而然的达成，除了在家庭、学校等环境中观摩濡染、自我裁节、反省觉悟之外，更需要一种社会普遍遵循的法则与规范来予以约束，否则就不可能持久。因此，礼更指向一种礼法秩序，一种制度典章，与今天所说的“法”可以古今呼应。马小红所著《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就是要把今天“法”的历史连接到中国古代的“礼”。对应于西方的Laws，中国的制度传统是礼与法的共同体，而总枢纽仍是“礼”。依照这个逻辑，汉代以来的儒家一路向道德发力，钻研人的内心修养，一路探索经邦济民之道，两者殊途而同归，构成中国礼乐文明的两大支柱。

　　如果借用“冰山模型”理论，可以形象地说明礼乐所包含的几个不同层次。露在水面以上的可见部分，只是冰山的一角，水面以下的巨大冰体，体量要远远超过水面以上。大多数人眼中的“礼”，指的是仪礼、仪式，可对应于冰山露在水面以上的可见部分。然而探索潜藏在水面之下的那个巨大冰体，这才是礼学研究的主阵地。由“礼之本”可撬开冰体的大门，由礼乐教化进入人心内在，由修身而齐家；由礼教又进入礼法、制度，进入社会、国家的治理，至此便抵达这个巨大冰体的中心区域。而由礼法的研究进一步往这座冰山的结构底层推进，将进入更为潜在、更为隐性的“礼”的内核，即治理国家的理念、方法、逻辑和内涵，可将其称之为礼治。

　　由礼仪到礼教，由礼法到礼治，从身外到内心，从制度到观念，经长期积淀与凝固，最终形成一整套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模式，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明样态——礼乐文明。礼乐文明足以标志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由此而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礼乐文明的内核是礼治，钱穆曾指出：“中国政治是一个礼治主义的。倘使我们说西方政治是法治主义，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国政治最高是‘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礼治。”西方的法治传统，同样包蕴着一个复杂的体系，法治包括法律，但不仅仅指法律，礼治包括礼仪、礼制，也不仅仅指礼仪、礼制，其背后均有植根于彼此那个文化传统中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

　　集中体现周代礼治原理与制度设计的经典，无疑当属《周礼》一书。在朱熹的眼中，“《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翻开此书，举凡行政国务、基层教育、财政开支、军事国防、司法刑律、工程实业，都包含在“周礼”的大框架中。若能从此书众职联事协作的纵横交错中发掘出制度设计的逻辑与脉络，便可“通天人之故，明治乱之原”（孙诒让语）。正因如此，《周礼》一定程度上构成礼治三千年的制度根基，秦汉以后历代的国家治理和社会运作，均从中参悟取用，执一驭万，受其沾溉无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汉唐、宋元、明清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特的创造创新，而又一脉相承。此之所谓革故鼎新、辉光日新。

　　礼治之中本已包含着乐的精神。《乐记》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的本义是音声，而其精神在和乐、在凝聚。对此，朱光潜的认识最为通透，他说：“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一个人的身心，要能形成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象，“知情意各种活动必须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一个国家或社会共同体，要能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分子与分子要和而无争”，在秩序中必含着和悦，人心才能安，正所谓“乐至则无怨”。礼与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古人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礼乐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人看待世界万物的一种思维方法。晚清曾国藩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在他心目中，所谓学问说穿了就是“学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学礼自然也包含着习乐。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则说得更为一针见血，“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礼，做得恰好便是乐。如作诗，格律是礼，诗中理致便是乐。写字，识得笔法便是礼，气韵便是乐”。用这样的思维来看待物我，大到全球命运、国际关系，小到起心动念、日常点滴，“礼乐无处无之”。由此也就让程颐、朱熹的那一句千古名言“天下无一物无礼乐”，得以在20世纪苏醒，进入现代中国的生命体。

　　文脉的传承，信有绵绵不绝的力量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乐的复兴在不久的将来必将结出硕果。然而这一条复兴的康庄大道，必须得从冰山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冰体开始，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若拘囿于水面之上的礼仪，连“礼之本”的大门都未能撬开，就将很快因学术之浅而蜷缩到螺蛳壳的道场中去。当然，要进入那个冰山的底层，注定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业，非披荆斩棘、众志成城者不能成。

　　（作者系清华大学日新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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