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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是先秦时期中华先民源于对天体的观察与崇拜而创造的一个复合概念,其最初核心词义为“天”,主要功能是“通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天下”等观念的重要体现。 汉武帝“定昆仑”是指2000多年前,他在经营西域、重塑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将代表王权与神权以及天下的昆仑之山,正式定位在于阗南山(今和田南部)的历史事件。这是神话文化中的“昆仑”第一次被明确“安放”在现实地理中。汉武帝“定昆仑”并非简单推崇神山与神话信仰本身,实质是通过对“昆仑”这一古老天下象征的地理化锚定,为汉王朝经略西域构建合法性基础,形塑国家认同并重构天下秩序。汉武帝“定昆仑”,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尤其是西域经略中,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边疆话语建构,也是一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文化为载体、以巩固边疆治理为目标的国家战略实践。 “定昆仑”是汉朝柔性治理西域的战略需要 汉武帝初期对西域的经营,主要出于通过联合西域诸部族,进而控制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通道,实现“断匈奴右臂”打击匈奴的军事目的。 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域,汉武帝采纳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获取的亚欧大陆经济物流和军备方面的信息,制定了联合西域诸部控制丝绸之路以孤立和削弱匈奴的战略。在军事方面,公元前121年,西汉先后两次派遣霍去病率军进军河西走廊,最终击败河西匈奴,并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在行政方面,河西之战获胜之后,西汉于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88年间,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与此同时,汉朝通过移民屯田、列亭障、设烽燧等措施,将河西走廊建成经营西域的牢固后方基地,保障了西域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与匈奴势力的削弱,如何实现西域的长期稳定与整合,成为西汉面临的新的治理难题。单纯依靠军事威慑与行政区设置,成本高昂且难以持久,因此需要构建一种共享的文化符号,使西域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和观念上认同中央王朝,以实现文化认同与疆域统一的深度融合。 在此背景下,“定昆仑”成为一种柔性的国家政治文化政策,推动了西域诸部族在文化心理上对汉朝的认同。昆仑在上古文献中虽为神话意象,却具备三重政治特质:神圣性(关联天命)、中心性(象征秩序、合法性)与源头性(黄河之源)。昆仑作为王朝天命象征,以及横跨神话与现实的超级文化符号,其“西移”至西域,意味着汉朝的天下与疆域认同也随之覆盖西域。 在张骞带回的多条地理信息中,于阗南山因符合“河源”特征且在汉朝可控范围之内,被选定为昆仑的化身。为使这一定位获得理论自洽,汉朝中央政府依托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阴阳五行学说,将昆仑定为“西方之山”,属“金”,与“河出昆仑”形成“金生水”的相生关系,完美契合五行宇宙论,赋予了其不可辩驳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因此,昆仑的核心功能已从信仰对象转变为国家符号,成为汉朝构建“大一统”叙事的关键地理节点、经营西域的重要文化载体:昆仑在西方,泰山在东方,长安在中央,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由汉室主宰的宇宙秩序图景。 汉武帝“定昆仑”,正是将昆仑这样极具象征性的文化资源应用于国家治理当中,为西域经略提供超越武力、影响更为持久有效的柔性治理,并构建起连接中原与边疆的国家认同纽带。一方面,中原民众将西域视为文明疆域的自然延伸,而非遥远的化外之地,减少了边疆经营的内部分歧。另一方面,西域诸部族也回归到一个更古老且观念上认同的文化地理秩序中。 “定昆仑”在汉代西域治理中的功能 汉武帝“定昆仑”通过将昆仑这个古老的天下理念与模糊的神话象征,“锚定”于文明互鉴前沿地带,成功实现了三方面的战略目标,在汉代西域治理中发挥了润物无声的整合功能。 一是提供治理合法性。汉武帝将于阗南山认定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圣山,实际上是对外宣示:西域并非异域,而是中华文明神圣地理的组成部分。这为汉朝在此设立都护府、推行册封朝贡体系,提供了深层的文化基础。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若仅凭武力,其治理的合法性则大打折扣。而昆仑定位后,汉朝经略西域便可被视为“守护文明圣地”或“管理圣山周边”,将行政管辖行为转化为一种文化守护使命,实现国家治理需要的政治、文化等方面认同。 二是促进文化向心力。汉朝通过祭祀、文献记载、使节实地踏查等方式,使得昆仑位于西域的观念广为传播。西域诸聚落部族若接受这一定位,便意味着在文化谱系上将自己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认同有助于培育天下观,促进语言、贸易、技术的交流,为丝绸之路的长期繁荣奠定社会基础。 三是重构“天下”秩序。传统的“天下”观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昆仑西定,实际上将“天下”的西极从模糊的传说之地,明确为汉朝可及、可治的西域。这极大地拓展了“天下”的政治地理内涵,使其从一个文化概念向一个可治理的国家疆域概念转变。 “定昆仑”的后世流变与影响 汉武帝将“昆仑”定位在于阗南山这个地理位置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随着历代王朝西部疆域治理的需要不断变化,逐步向西拓展,最终成为中国西部疆域山脉体系的概称。 自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始,对昆仑地理位置的不同追寻便已出现。昆仑地理认知随朝代更替有所变化,在不同时期对应不同地域,但始终延续汉代以来向西延伸的认知基础。至清代乾隆时期昆仑、河源勘察以及舆图绘制,昆仑的地理范围被确定为整个西部疆域,即以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昆仑山脉、天山、祁连山等系列山系为主的整个西部高原地区。 汉武帝“定昆仑”所体现的“文化先行”的边疆整合思路,对后世边疆经营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唐代将佛教圣地纳入国家祭祀,还是明清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儒化”治理,都能看到类似逻辑:即通过共享文化符号的建构或确认,为国家治理铺设观念通道,形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认同。 汉武帝“定昆仑”的历史启示在于,它揭示了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一种高超的智慧:善于将文化象征转化为政治资源,在观念层面先行构建共同体,以此支撑和巩固实在的政治统一。这一逻辑不仅作用于汉代西域,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路径与内在凝聚力。因此,对汉武帝“定昆仑”的解读,应超越“神话与地理”的二元框架,深刻把握其依托文化资源实现战略整合的实质,才能理解其在中国政治史与边疆经略史上的真正地位。 总的来看,昆仑作为政治文化的天下象征功能在古代各朝一直发挥作用,并深度融入中华文化的肌理。而当其政治使命完成后,这一符号又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深层基因。在文学、艺术、民间信仰中,它一定程度褪去了政治色彩,升华为象征天下,以及崇高、本源与精神脊梁的文化原型。这一转变反而使其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核心精神符号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常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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