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简称巴黎汉学研究所）的前身是1920年由中法两国国务活动政治家倡导并创建的巴黎中国学院。该学院致力于培养中法学术人才，加强中西文化交流。自学院筹办伊始，“设立中国图书馆”就被纳入核心创办宗旨之一。经过逾百年的积累，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馆藏汉籍总量已达30多万册，是举世公认的欧洲汉籍收藏重镇。现馆址位于法国巴黎著名的拉丁区，与先贤祠相毗邻。

　　因《四库全书》而建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最初是为庋藏和研究《四库全书》而设立。1919年，中法两国政府协商创建巴黎中国学院之初就拟定：中方将运送一套《四库全书》原钞本或副本到巴黎，并安排相应的翻译人员。法方则负责建立一所隶属法兰西研究院的专门图书馆，同时配备学者从事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然而，经过漫长而波折的协商，终因影印、运输工程浩繁，加之彼时国内时局动荡等因素，赠送《四库全书》的约定遂不了了之。但汉学图书馆却已然落定并逐步扩充，尤其是在获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固定资助后（通常每年的购书预算约40000至50000法郎，特殊情况下还可追加），其馆藏文献日渐丰富。

　　汉籍来源与特色

　　追溯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发展历史，绝大多数古籍善本在1927至1953年入驻馆藏。就书籍来源渠道而言，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20世纪上半叶从法国的一些书商处购买到的，由传教士于17至18世纪陆续从中国带回欧洲的书籍。

　　二是伯希和（Paul Pelliot）执掌巴黎中国学院时期（1927—1945年）从中国购得。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在图书馆的建设，特别是书籍购置方面，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不仅参与拟定图书采购的方案和决策建议，更亲自挑选和购置相关书籍。譬如，1927年，巴黎中国学院从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中拨出85000法郎，委托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员李邺女士赴中国采购图书。此次的采购书目正是由伯希和主拟，葛兰言（Marcel Granet）、马伯乐（Henri Maspéro）等几位汉学家补充意见。主体方针是优先选购丛书与方志，同时关注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民俗等领域相关的图书，避免重复购买巴黎中国学院、亚洲学会、东方语言学校等机构已有的书籍。本次共在北京购得图书32箱，由法国海军舰船负责运送至法国。这也成为巴黎中国学院在中国进行大宗购书的开端。1932年，巴黎中国学院在获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346500法郎的资助后，将这笔资金一分为二：其中20万法郎用于购买伯希和约10000册的私人藏书，剩余资金交由伯希和前往中国为学院添置新书。次年，伯希和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一带书坊订购图书、碑帖、画册等约2000种。

　　三是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1941—1953年）的部分馆藏。1941年，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Henry Cosme）的主持下正式成立。此举既保护了中法大学校产免遭日伪政权侵占，又在战火动荡中为中法学者提供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避风港”。为了支撑和推动所内民俗学组、语言历史组、通检组及美术组的研究工作，图书馆在经过两年的筹备后投入使用，并不断扩增馆藏。中文藏书中，丛书、类书，以及与中国民俗、乡土志、金石甲骨文等相关者最丰，如《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笈》《音韵学丛书》《北堂书钞》《清史列传》等。另外，图书馆还保存了一批古籍善本，如《留青日札》（明刊本）、《谚有全谱》（钞本）、《金集礼》（钞本）、《神仙通鉴》（明刊本）等。除了重视积累中文书籍，该馆在收集学术期刊和中译法文著作方面也颇为用心。不仅购置了《辅仁学志》《燕京学报》《史学年报》《清华学报》《中德学志》《民俗》《学衡》等全套刊物，还特辟“中法文库”，使法文名著的中译本在中文读者中传播。此外，研究所还创办了《汉学》《图书馆馆刊》《法文研究》《艺文萃译》等期刊。据1953年研究所关闭时统计：馆藏中文书籍45000册，西文书籍1300册，另有汉代石画像等拓片1200张，年画约600张，神像纸祃约4500张，出版刊物28种8200余册。

　　研究所关闭后，1359种善本图书资料和文物归于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剩余部分书籍并档案转运法国，成为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特殊馆藏。

　　四是来自他方捐赠或购入私人藏书。比如，1930年，中国驻法公使高鲁代表华人捐赠了包括一整套《四部丛刊》在内的约4112卷图书。这对于图书馆早期亟须充实馆藏而言，可谓雪中送炭。又如，1935至1936年，图书馆购入了法国东方学家古恒（MauriceCourant）的一批私人藏书。

　　馆藏瑰宝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藏的汉籍中自然不乏古籍善本。田涛《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介绍了该馆所藏136种珍贵的明清钞、刻本。若论“馆藏瑰宝”，当首推33通清代殿试试策。

　　这33通殿试试策共含22科，最早为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最晚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以乾隆一朝最多，共9科。原系伯希和旧藏，一直以来被分装在两个特制的书匣内：第一个书匣中保存了从顺治九年（1652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14科18通试策，卷主名次靠前，且仕途昌达。第二个书匣保存的8科试卷，鲜有出类拔萃者，且其中7人祖籍为四川。如是分置，似是按照试卷等第前后及官品等级而有意为之。

　　试策中，除汪学金和高赓恩两份有残损外，其余均保存完好，且大部分试策保留了读卷官拟定甲次或标示错漏时使用的黄签，实属难得。更重要的是，现已发现的保存完整的清代顺康乾三朝状元卷共计4通，而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独占3通（徐元文、胡任舆、蔡以台），尤以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科一甲第一名徐元文的策文价值最为珍贵。

　　诚然，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收藏的33通殿试卷，于清代近3万通策卷而言，甚为寥寥，在时间上亦不连贯，缺少雍正、道光、咸丰几朝。“但已足可阐明整个清代的制度沿革——从初期的迫切提问到关于新政的垂询，其间经过理性的确定以及对盛清帝国体制之信任。”亦属清代人物研究不可多得之史料。

　　于线装古籍之外，尚有12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油印本和铅印本“老北大”讲义，为国内所稀见。具体包括：钱玄同《说文段注小笺》《文字学讲义》、朱宗莱《文字学》、黄侃《文钞》《文式》、吴梅《词余讲义》《诗余选》《中国文学史》、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沈尹默《学术文录》、叶浩吾《中国学术史》、陈汉章《中国通史》等。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曾撰文《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详细介绍。这些看似普通的课堂讲义，特别是油印本，一般采取随写随印的方式，基本仅供修课学生使用，所以发行量有限，往往连学校也未留底。不仅如此，它们还承载着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中国学术发展的真实面貌，是现代新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因而弥足珍贵。

　　如果说巴黎中国学院是近代中国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便承载着20世纪以来法国汉学研究的发展历史与辉煌。历经百余载的搜访、庋藏和积淀，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凭借其宏富且珍贵的馆藏，早已是欧洲举足轻重的汉籍藏书中心，成为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石。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