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英语世界，大众若想了解一点中国文学，依然会选择阿瑟·韦利的中国文学译本。阿瑟·韦利（ArthurDa-vidWaley，1889—1966年），20世纪前期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生前共出版与中国相关的著作29部，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领域。中国文学是他汉学生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涵盖历代诗歌、诸子散文、辞赋、传奇、小说、敦煌变文等文体。迄今为止，他翻译的《170首中国诗》《论语》《道德经》《诗经》《西游记》在英语世界依然有广泛的影响，且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发行量，远超同期的其他汉学家。

　　为诗而狂的文学观。就文体而论，在其50多年的译述生涯中，阿瑟·韦利关注最多的是诗歌。他也是以诗歌翻译在汉学界崭露头角的。据统计，阿瑟·韦利发表的中国诗歌译作有近3000首。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坦言：“韦利对汉诗英译的兴趣贯穿其一生。”诗歌确实是阿瑟·韦利一生钟爱的文体，也是他在欧美汉学界安身立命的根基。

　　翻译伊始，阿瑟·韦利便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翻译方法：“我竭力让译诗具有与原诗相近的规律化节律，让中国诗中的每一个字与英语中的重音对应。”这种重音节对应法即“跳跃式节律”，不强调押韵，仅强调节奏和诗歌的听觉效果。这种译法不再拘泥于诗歌格律的教条，自然灵活，接近口语。1918年，阿瑟·韦利翻译的《170首中国诗》出版。英国作家康诺利认为该书“把一个文明带到了英语世界的诗歌中”。

　　终其一生，阿瑟·韦利共出版与中国诗歌相关的著作16本，占其著作总量的39%。在英语世界，人们一直将他的译作当作英语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牛津英国文学词典》称其为“一名著名的诗人”。他还荣膺1953年女王诗歌勋章。阿瑟·韦利非常喜欢白居易，其实，他也是20世纪英国文坛的“诗魔”，白居易的“山中独吟”被阿瑟·韦利翻译成“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其实这也是他自己最恰切的写照。

　　与时俱进的汉学研究方法。如果说翻译是阿瑟·韦利立足于汉学界的根基，那么研究方法的转换则展现出他与时俱进的全球性研究视野。早在1917年，阿瑟·韦利便在当时的先锋刊物《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绘画的文章，之后陆续完成了《英国博物馆东方图片及绘画分部藏品之中国艺术家人名索引》《中国画研究概论》等著作，体现出他在目录学、史料学方面的学术造诣。阿瑟·韦利是“第一个注意到董其昌重要性的西方学者……还发现了17世纪三位伟大的画家：石涛、朱耷、石溪”。这种基于文献的评述方法带有鲜明的兰克史学倾向，也是阿瑟·韦利初涉学术便认定的基础方法。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搜罗与编排。在翻译《诗经》时，受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启发，阿瑟·韦利依据诗歌反映的生活与习俗，将《诗经》中的290首重新编排，分为恋爱、婚姻、农事、祷祝、宴饮、祭祀、田园、朝代等17类。此种分法摆脱了传统经学依据音乐与地域来区分的阐释路径，为《诗经》解读提供了全新的人类学研究视角。

　　撰写传记是阿瑟·韦利找到的另一种研究方法。20世纪初，英国文学家利顿·斯特雷齐大力提倡新传记。新传记强调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重视人物心理的分析。阿瑟·韦利在传记中经常插入一些奇闻轶事，强化主人公的生活情趣，他的《李白的诗歌与生平》《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均受此影响，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解读维度。

　　以大众接受为研究宗旨。与其他学院派汉学家不同，阿瑟·韦利始终以大众接受为译述的宗旨。在《170首中国诗》的序言中，他就明确指出：“该序为普通大众而作，我的观点简单明了，无意介入专家们争论的那些话题。”《论语》的译序也讲道：“我不想放弃《论语》的文学性，因为不能忘记我的读者主要是普通大众。”就是古奥深邃的《道德经》，他也将读者预设为“普通的人类学学者”。为此，阿瑟·韦利采取了一整套编译策略。

　　首先是语言的通俗化。阿瑟·韦利用词浅显明白，多用简单的常用词，用词语重复翻译叠词，甚至用拟声词构建译文的口语化效果。吕叔湘将阿瑟·韦利的译诗风格归于平实类。阿瑟·韦利不喜欢翻译那些含蓄蕴藉、隐晦多义的诗歌，这也是他翻译白居易诗歌数量最多的原因，因为白居易的诗歌更为平实直白。

　　至于诸子散文，阿瑟·韦利则强调其文学性。他将《论语》三至九章视为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孔子的观点，其他章节为第二部分。在翻译《庄子》时，他把原文顺序打乱，依据人物重新编排。这种突出人物特点的编排方式体现出鲜明的叙事特色。为了加深读者的理解，他甚至插入一些解释性的旁白，使原本深奥的哲学思辨充满鲜活的生活趣味。

　　阿瑟·韦利选择的出版媒介也极具特色。他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特邀评论家，在该刊发表书评60多篇。他的29种著作由当时享誉欧美的乔治·艾伦与昂文出版社出版。《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是英伦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乔治·艾伦与昂文出版社以出版文学及纪实类著作见长。这种传播媒介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阿瑟·韦利著作的出版神话。

　　阿瑟·韦利在中国学界久负盛名。徐志摩视其为知己，胡适视他为密友，吴宓、卞之琳、萧乾、陈源等学人都与他有过深入的交往。吴经熊认为他“比当时所谓的新诗人更熟悉中国文化，更像中国人”。张元济称赞他“有功于吾国韵文之西传者甚大”。闻一多认可其译文字句结构和音节调度的优长，吕叔湘更看重他翔实的文风。他虽从未踏足中国，但穷其一生，都汲汲于中国文化的传扬。中国文学已内化为他的精神血脉，他生前身后的生命与声望都与中国文学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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