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3200多公里，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后经隋、元两次大规模整修扩展，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凿连接而成。大运河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功能，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在大运河流域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各民族人口的交汇

　　自吴王夫差开邗沟、贯通江淮开始，至秦汉时已形成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到隋炀帝开通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运河河道，形成了沟通南北及关中的运河体系，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已形成“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漕运盛景，成为华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

　　中国历史上，在由“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引发的三次自北向南的民族大迁徙中，运河均成为重要的迁徙通道。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有力促进了中国南北方人口分布格局的演变，大批北方人口沿运河南下，使得南方人口迅速增长。至唐朝中叶，南北方人口分布数量已基本相当，到唐末宋初，南方与北方人口之比已扭转为3:2，南方已成为经济重心。

　　至宋室南渡及其后元代统一，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甲申九月，遣蒙古军屯田于沧州”。明清时期，民族融合达到新高度。如在江苏运河沿线城市，有大量满、汉、蒙等族驻防官兵。在清康熙年间的扬州，“一郡而五土之族萃居，列肆而殊方之货毕聚”。清代《辛卯侍行记》一书，生动展现了包括运河沿线在内的华北地区回族民众与汉族民众和谐共居的情形，“沧州多回回，与汉人杂居，绝无嫌隙。燕齐豫等处，回族散布，均能相安”。如今沿大运河的京、津、冀、豫、鲁、苏、皖、浙8省市，共有回族人口近340万人，约占全国回族人口总数的39%。

　　各民族人口的迁徙流动，打破了原来的相对隔离状态，丰富了大运河流域民族的组成，为不同民族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民族迁徙的结果，使得原来相互隔绝的不同民族共处一地，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有的相互融合，有的发生了同化”。

　　各民族经济的共兴

　　运河交通体系的形成发展，密切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互动关系，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维护了国土安全。正如梁启超所言：“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而其结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趋繁盛，北京、南京两大都握全国之枢要，而吸其精华。”大运河漕运的畅通，在繁荣南北方经济和巩固国家繁荣稳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元明清时期运河漕运畅通，“为南北往来通衢”，为汉族、回族、蒙古族、满族、契丹族等各民族迁徙融合提供了重要途径。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民族民众和谐共处、经济共兴。各民族在大运河沿线居住经商，通过文化往来、互动交融，实现了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大运河沿线形成了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淮安、扬州、苏州、南京、嘉兴、杭州等一批商业城市。宋元时期，杭州的发展，与运河的兴盛密切相关，元代末年陶宗仪在他的《南村辍耕录》中，曾非常形象地描写杭州笕桥一带回族商人的状况：“杭州笕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在明清大运河漕运兴盛时期，运河沿岸城镇经济蓬勃发展。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山东巡按御史陈济上奏：“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永乐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谕户部：“近闻东来人等，以卖参为名，扰害地方。原令严察究治，但人民全藉经商为业，难以禁其贸易。应定例，遣人查阅，今后有欲卖参者，著于江宁、扬州、济宁、临清四处开肆，公平贸易。至于满汉贩卖，听从其便，毋得禁止。”江宁、扬州、济宁、临清四地皆位于运河沿线，人参等贸易的发展，无疑进一步促进了运河流域商业的繁荣和满汉等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明清时期，回族商业经济在山东运河沿线亦迅速发展起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成为山东回族经济发展的显著标志。济南、临清、聊城（东昌府）、章丘、德州、济宁、郯城、台儿庄等地都成为盛极一时的工商业城市，回族扮演了繁荣城市经济的重要角色”。民国《续纂山阳县志》记载了漕运兴盛时期商业发展、各民族民众频繁往来的情形：“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

　　在商业经济发展联结下，大运河流域成为各民族交融共兴的重要空间。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不同民族交互杂处、商贾云集，呈现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南北带状分布，并经由这些城市进一步向外扩展，形成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各民族文化习俗的融汇

　　经由大运河这一“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交通动脉，各民族的迁徙和流动进程得以加速，从而大大加快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融合、习俗信仰的互动进程。在明前期，民众的习俗在相当程度上便融合了多民族的元素，“中外官舍军民，戴帽穿衣，习尚胡制；语言跪拜，习学胡俗，垂缨插翎，尖顶秃袖”。各民族人员在密切交往中，文化习俗逐步融汇。如明清时期刊刻的书籍沿着大运河运输，由此文化通过更加便捷的方式传播，促进了文明共享。东西南北的信仰、习俗在运河流域汇聚，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民国《蓟县志》的记载，体现了民族融合对运河流域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凡民族之相互接触，唯有不相互影响，然其长短优劣之处，根蒂难除。蓟地之隶属于元魏、辽、金、元、清政权之下者，各历有年所，而成其为现在者，亦自有故。夫治乱既成陈迹，变化亦属过程，过程不可得而见，所可考者，历史上之故事耳。”

　　大运河流域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充分彰显了运河因素在凝聚爱国精神、巩固国家统一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各民族民众奋起行动、投身挽救国家危亡的历史进程中，运河文化发挥着凝聚爱国精神、共谋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以山东为例，近代以来在山东运河流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人物，如清朝爱国将领左宝贵、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马本斋和金方昌等。这些史实彰显出运河文化对流域各民族民众所起的催化、浸润和培育作用。

　　由上可知，在中国历史上，大运河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经济的共兴和文化习俗的融汇，进而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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