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绩考核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强调注重实绩、不以众誉取人的考核方法和经验。《群书治要·史记》记载，齐威王刚即位的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召来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之后，我每天都能听到毁谤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于是，齐威王封了一万户的食邑给即墨大夫。齐威王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注重以治理实绩对官员进行考核提拔，而不以众人的毁誉来识别考核人才。仅凭外在众人的毁誉选拔考核人才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结党营私，而埋没那些清廉自守、埋头苦干的真正人才。

　　《群书治要·六韬》中讲，如果君主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智之人，将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称为不肖之徒，就会导致党徒众多之人被举荐；而党羽少的人、不愿结党营私之人被罢退。邪曲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把真正贤德的人蒙蔽埋没，忠臣还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取得领导的位置。那么，世间的乱象就会愈来愈严重，国家也就免不了危亡。可见，结党营私的结果是不能任人唯贤，是导致国家政策出现病态却不能改变的重要原因。正如孔子所言：“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桓范在《群书治要·政要论·辨能》中指出，世俗的声誉会影响对官吏能力的判断。桓范论述说，后世所谓的能人，违犯公家法令，迎合私人权势，荒废百姓事务，趋附世间俗事，判决麻烦案件、处理复杂事务时，只是临时苟且分辨，只要不让官府受到拖累，就不理会下民的哀冤。然而世俗仍以其为能，仍被上级起用，是因为他们被位高权重者扶持，被庸俗士人称赞，听其名声为用的人多，实际察其能力的人少，这就导致无法确定其是否有能力。审定县令、县长能力的是郡守、侯相，审定郡守、侯相能力的是州牧、刺史。然而刺史这类人，未必真能考评能力，公平中正。他们有的委托手下，听取不实赞誉；有的受贵戚请托，满足对方私下的请求。这些人理政首先考虑个人威严，办事迎合时风，揣摩长官意图，敬顺监察官的指示。降低身份接待士人，不惜违反礼制满足其欲求。遵循世俗陋习，采用世俗言论。如此一来，一些寄寓、闲游、附庸风雅之士就都说他们有能力了。有这三种人到处替他们说好话，这就是听信声誉者易被迷惑、官员能力难以确定的原因。

　　对一个人的政绩进行判断，不能仅凭听到的毁誉之声就妄下结论，而是要对这种声音产生原因进行深入了解，查验地方官真实的治理情况。晏子的前后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群书治要·晏子·杂上》记载，齐景公委派晏子担任东阿县主官，三年后全国遍传诋毁晏子的话，齐景公欲罢免晏子。晏子谢罪，请求允许再治理东阿三年，全国必定遍传称赞的话。齐景公应允。三年后，果然赞誉之声传遍全国。景公欲赏赐晏子，但晏子推辞不受。晏子说：以前治理东阿时，修筑小路，加强里巷门户防务，导致邪恶之人憎恨；提倡勤俭孝敬，惩罚苟且懒惰，导致懒惰之人怨恨；判决诉讼不包庇显贵豪强，导致显贵豪强厌恶；左右有所求，合法则给，不合法则不给，导致左右厌恶；接待显赫之人不超过礼仪规定，导致显赫之人厌恶。于是，三种奸邪之人在外毁谤，两种谗佞之人在内毁谤。如此三年，谤言就传到您耳边了。如今，我谨慎地改变了做法，停止修筑小路，放松里巷门户的防务，邪恶的人高兴了；不再推崇节俭、勤劳孝敬，不惩罚苟且懒惰之人，懒惰之人高兴了；判决诉讼时偏袒显贵豪强，显贵豪强高兴了；身边之人有所求则全部答应，身边之人高兴了；接待地位显赫之人，规格超过礼仪规定，地位显赫之人高兴了。因此，三种邪恶之人在外称赞，两种谗佞之人在内称赞。如此三年，赞誉声音就传到您耳边了。以前我受责备，其实应该受奖赏；如今我受奖赏，其实应该受责罚，所以不敢接受赏赐。齐景公因此知道晏子是真正的贤臣，便委任晏子主持国政。此后，齐国大兴。

　　晏子前后的转变，并非为了追求奖励、逃脱责罚，而是为了使齐景公明白治国的几个关键道理。第一，执政为了谁的利益？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遵纪守法，注重道德教化，惠利民众，这有利于国家社稷，但因此得罪了奸佞和豪强；晏子第二次治理东阿，虽然转变方式且满足奸佞和豪强的要求，然而这种方式却无利于民众和国家。奸佞豪强的利益是私利，民众的利益是公利，执政为公，就要满足民众，这样才能有利于国家。第二，舆论掌握在谁的手里？在这个典故中，诽谤之声和赞誉之言都出自奸佞和豪强，他们的声音可以传到齐景公的耳朵，说明这些人可以左右舆论导向，其强大的力量甚至使齐景公要据此惩罚或奖励晏子。而真正应该听取的是民众的声音，齐景公却听不到，这尤其值得警惕。要使下情上传，重要的是能够听到民众的声音，了解民众的实情。对于异口同声的赞誉或诽谤都要仔细调查，明确这些声音出自谁之口，只有出自善人之口的赞誉、佞人之口的诽谤，才是对一个人真实的评价。第三，君臣之间的大义是君仁臣忠。在这个典故中，如果齐景公不是一位怀有仁德之心的君主，听到诽谤之言就惩罚，不给晏子辩驳的机会，也就不会获得晏子这位能臣；倘若晏子不是一位忠臣，在将要获得奖赏时没有说出实情，而是继续按照第二次的方式进行治理，那么最终伤害的将不仅是东阿的百姓，还有君主和国家。幸亏齐景公尚有仁德之心，且晏子是一位难得的忠臣，才有了三年之后的齐国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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