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语出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意为坚守公义而不图谋私利，阐明正道而不贪求功名。江都王刘非曾问董仲舒，越王勾践与文种、范蠡设谋破吴，能否称得上“三仁”。董仲舒直言否定，进而阐释了他所认为的“仁人之道”：“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谊明道思想是董仲舒本人一生治学、为官所践行的理念，北宋二程兄弟对其高度赞赏，认为“度越诸子”；南宋大儒朱熹将其收入《白鹿洞书院学规》，定为“处事之要”，影响了元、明、清的书院教育。这一思想在后世也成为评价官员的标尺，如南宋名臣蔡戡赞扬李参政为官：“恭惟某官才优王佐，学造儒先。诚其意先致其知，所操至约；正其义不谋其利，厥效弥彰。”以正谊明道表彰其为官廉洁。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河东总督田文镜代道员添养廉银上奏谢恩，雍正皇帝希望臣子正谊明道秉持职责，朱批曰：“古之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若于赏赉时而始言感激图报，则落第二义矣。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薄厚，能秉此心以往，自无不蒙上苍照察”。

　　“正其谊”：以义为尺，义先于利

　　“正其谊”的核心是将“义”作为行为的根本尺度和利益取舍的准绳。儒家的义利之辨并非简单的“弃利取义”，而是强调“义先于利、以义制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明确指出“义”是对自身的约束和要求，“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论语·卫灵公》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义”为总纲，是统摄诸德的价值坐标；有了“义”这个“质”的裁断，礼、逊、信，以及勇、仁等才有方向与根基。例如，有“勇”而无“义”是乱，有“信”而无“义”是愚。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战前狐偃劝晋文公兑现昔日对楚王的承诺：“他日治兵中原，请避君三舍。”战后论功行赏，晋文公提议狐偃为首功，“夫胜敌者，一时之功也；全信者，万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时之功，而加万世之利乎？是以先之”。

　　为官从政面对利益诱惑要“正其谊”。北齐苏琼任南清河太守时，郡民赵颍送新瓜上门，再三恳请收下，苏琼无法推辞便将瓜悬于厅堂梁上。此后，其他百姓听闻赵颍送瓜之事，纷纷效仿欲赠特产，见梁上悬瓜皆羞愧而返，“悬瓜却贿”的典故从此流传。苏琼以无声的行动拒绝私利诱惑，终其任内无一人敢行贿。为官从政面对权势压迫要“正其谊”。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家奴犯法，洛阳令董宣拦住公主车驾，当场格杀犯法家奴，并坚持不向公主谢罪，被称为“强项令”。南朝宋袁粲身居高位，却始终以道义自守，权臣萧道成欲篡权，以高官厚禄拉拢，袁粲断然拒绝，坦言“见危授命，本吾素志”，最终为坚守忠义殉国，用生命诠释了“义重于利”的为官准则。为官从政面对生死关头要“正其谊”。南宋灭亡，文天祥兵败被俘，坚决拒绝了元朝荣华富贵的劝降，最后从容就义。在生命与民族大义之间，文天祥用生命捍卫“义”的纯粹。

　　“明其道”：以道率众，教化民心

　　“明其道”强调为官从政重在以道德教化涵养民心，以礼仪规范引导行为，使百姓“有耻且格”，而非仅靠政令强制或刑罚约束，否则民众虽免于犯错，却无内心廉耻，难从根本上认同规则、自觉归正、主动向善。《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在对贤良策中批判“受大者取小”的行为，指出为官者首先不应与民争利，已经“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若“与民争利于下”，则百姓难以安宁。

　　为官从政“明其道”，就是要懂得为政首在正己，然后正人，言行举止直接影响政风民风。唯有自身正，方能正他人、正社会，应当成为世之表率。董仲舒强调：“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明代海瑞上奏《治安疏》对皇帝进行劝诫，在奏疏中开宗明义：“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在奏疏结尾处继续强调：“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为官从政“明其道”，并非不求功绩，而是坚守正道、不贪虚名，在多种价值冲突中，能分辨何者为“正道”，何者为歧路；清楚什么是国家大义、民生福祉，什么只是局部或个人的利益。北宋刘随任成都通判时，坚守正道不附权贵。当时转运使李士衡为讨好朝廷，欲加重百姓赋税以虚报政绩，刘随坚决反对，屡次上书弹劾李士衡，即便遭排挤打压也毫不退让。他为官清廉，生活极俭，离任时当地百姓自发沿途相送。

　　“公义优先”：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公义是为官从政者率众的根本准则。“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人当效仿天道之公。“正其谊”本质是守公义，“明其道”核心是行公举，“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便是反对以私利为念。《礼记・　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的终极追求。公义的根本立场在于以民为本，考虑百姓利益。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皆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因顺乎天意民心而凝聚无敌之力。

　　公义要求依法办事、廉洁自律。明代周新任浙江按察使时，秉持公义率众理政。当地豪强与贪官勾结，欺压百姓，周新微服私访摸清实情后，不顾豪强背后的权贵势力，坚决将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他“居官清廉，不置私产”，即便面对富商巨贾的重金贿赂，也严词拒绝，最终因得罪权贵被诬陷致死，百姓闻讯“巷哭罢市”。

　　公义还要求公正用人。《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平公问大臣祁奚谁可任南阳县令，祁奚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晋平公又问祁奚谁可以担任军尉，祁奚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两位被荐者都胜任职务。孔子听说后称赞祁奚：“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祁奚推荐用人完全以才能和品德为标准，不因亲而避嫌，也不因仇而废人，是“唯才是举”的典范。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为官从政者效仿“天道无私”的品格，恪守“为政以德”的执政之要，方能“万人一心、其利断金”，攻克艰难险阻，铸就泽被后世的不朽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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