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胞物与”，是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1077年）所著《正蒙》的思想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思想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为核心命题，将传统儒家的仁爱精神从人际伦理推及宇宙关怀，构建了一个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哲学体系。张载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更将其提升到宇宙论的高度，对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来源于孔子的“泛爱众”、孟子“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及《礼记·礼运》中“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精神。张载面对北宋社会在民生、道德、秩序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常警醒自己：“吾徒饱食终日，不图义理，则大非也。”他“出入佛老”，后回归儒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借助《周易》《中庸》，建构了自己的气论和人生哲学。这种治学经历使他的仁爱观既保持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性，又吸收了佛道思想的宇宙关怀。

　　张载在《正蒙·诚明》中明确提出：“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强调仁爱应当是普遍的、无差别的，而不是局限于血缘亲情或特定群体。这种“兼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相爱”有相似之处，但张载的“兼爱”是建立在儒家“仁”的基础上，其既保持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性，又突破了传统仁爱观的局限性。张载认为，在理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尊长抚幼、怜恤鳏寡，实现土地均平，消除贫富悬殊，达到无压迫、无纠纷的和谐状态。

　　“民胞物与”作为张载仁爱观的核心命题，出自《正蒙·乾称》篇首的《西铭》。《西铭》原名《订顽》，是与《东铭》（原名《砭愚》）一起被张载贴在学堂东西双牖的座右铭，用以自我警醒、教导学生。后程颐认为其原名易引发争端，遂改为《西铭》，并一直沿用至今。其篇首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为在乾坤大父母的面前，人显得何其渺小？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我们的身体；统帅天地的性，形成了我们的本性。天下之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天下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朋友。这一表述奠定了“民胞物与”的宇宙论基础。基于这种宇宙生成论，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这种思想将儒家传统的“仁者爱人”扩展为“仁者爱物”，使仁爱精神具有了宇宙论的深度和广度。“民胞物与”思想的核心在于“爱必兼爱”的博爱理念。张载强调，在乾坤天地面前，所有人都应当是自己的同胞，要以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的物类都应当视作人类的伙伴，要以仁爱之心对待。这就很自然而然地推演出《西铭》“物与”的观念。

　　《西铭》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命题与《正蒙》中的气论思想完全一致。张载在《正蒙·太和》中指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他认为，太虚是气的本体，气聚则成形，气散则归太虚。既然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那么人与万物在本质上就是相通的，皆是天地所生，都是天地所养。这种宇宙论基础使“民胞物与”具有了坚实的哲学依据。张载在《正蒙·大心》中指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他认为，通过“大其心”的修养功夫，可以打破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使自身对天下万物的“闻见之知”向“德性之知”转化，进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论为“民胞物与”提供了实践路径：只有通过“大其心”的修养，才能真正实现“民胞物与”的理想。

　　张载在《正蒙·中正》中提出：“爱己之心爱人。”他强调，仁爱应当从自身做起，推己及人，最终达到兼爱一切。这种仁爱实践论为“民胞物与”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在现实生活中，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天下之人，要像对待自己的同类一样对待天下万物。此外，《西铭》还描绘了一个“民胞物与”的理想社会：“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与《正蒙·诚明》中“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理想太平社会目标完全一致。故通过仁爱的不断实践，最终将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众所周知，早期儒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爱有差等。张载则重视仁爱的自然根据，谋求平等之爱。他将宇宙视为一个大家庭，一切人或物都是这个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从而为仁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哲学基础。这种转变使仁爱不再局限于血缘亲情或特定群体，而是具有了普遍性和超越性。此外，张载打破了物种之间的歧视性，尤其是长期以来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他认为，人、物都具有天地之性，我们与其他人、其他物都是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这种“物与”的观念，从限于人类谈仁爱到不限于人类谈仁爱，极大地扩大了仁爱适宜的范围。这种突破使仁爱具有了生态伦理的意义，为后世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

　　张载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种修养论使仁爱不再仅仅是一种道德情感或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宇宙境界和生命体验。通过这样的修养，人们能够体会到世界与我为一体，人与万物不可分割，从而自觉地承担起对他人、对万物的责任。张载的仁爱观还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导意义。他在《西铭》中详细阐述了仁爱的具体实践：“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这使仁爱不再停留于理论层面，而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张载《正蒙》中“民胞物与”的仁爱观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尤其体现在后世对《西铭》的注释和解读中。这些注释和解读不仅丰富了《西铭》的思想内涵，也推动了仁爱观的发展。程颢、程颐和朱熹对《西铭》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程颐说《西铭》“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程颢认为《西铭》“明理一而分殊”“乃仁之体”，强调仁爱的普遍性与差等性的统一。朱熹认为《西铭》的核心在于“仁之体用”，即仁爱的本体与作用的统一。程朱对《西铭》的高度评价，使得张载“民胞物与”的仁爱观随着程朱理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对南宋以后的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郑州大学国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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