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26日，享有“报业巨子”盛誉的《京报》社长邵飘萍从容就义，以身殉报、慷慨成仁，用生命践行了为民立言的“新闻救国”理想。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他以“铁肩辣手”为座右铭，创办并主持《京报》，以笔为戈、以字为刃，扛起反帝反军阀的旗帜。他的一生，是为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一个爱国新闻记者的战斗的一生。他一手创办的《京报》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反帝反军阀的重要舆论引领作用。

　　立志“新闻救国”促进《京报》诞生

　　邵飘萍创办《京报》，是适应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大势和新闻时代发展的必然。1918年的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为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一战风云激荡年代，民众新闻信息需求增长，中国新闻业迎来一个历史拐点，即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型，一大批名记者脱颖而出。邵飘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感应新闻时代的脉搏，立志于“新闻救国”，创办了彪炳史册的《京报》。

　　同时，这也是邵飘萍个人终身事业选择的必然。他曾言：“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从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开始给上海《申报》写地方通讯，邵飘萍抱定“新闻救国”理想，后参与主办《汉民日报》，创办东京通讯社；1916年，他作为《申报》特派记者活跃于北京新闻界，并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成为名满京城的大记者。但是，在京两年的见闻使他深刻感受到当时报纸大都为军阀所操纵。他认为要实现“新闻救国”的抱负，就必须独立发声和报道，将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

　　于是，邵飘萍与潘公弼等人积极筹办《京报》，于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号正式创刊。他自己也承认《京报》创刊志趣，“惟以愚个人既乐从事于新闻之业”。《京报》创刊伊始，邵飘萍不仅亲书“京报”两字作为报名，而且在编辑部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正面墙上，勉励同仁齐心协力办好报纸。这四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惨遭杀害的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正是他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的写照。

　　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飘萍阐明办报宗旨，“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在创刊号评论中，他就表达出反对军阀强权的声音，“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除之！”

　　在邵飘萍的努力下，《京报》出版一个月，销售总量从300份陡增至4000份。1918年12月，邵飘萍辞去了《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专心办好《京报》。至1919年5月，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地设立了该报代派处，《京报》成为一张全国性大报。

　　《京报》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从《京报》第一次出版到迈向全国性大报期间，邵飘萍不断通过如椽巨笔，挥毫写雄文，发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怒吼。《京报》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成为五四运动的强大舆论阵地和策源地之一，而邵飘萍也被史学界公认为“五四运动的发难人”。

　　巴黎和会召开后，邵飘萍密切关注外交斗争，《京报》则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1919年2月6日、7日、8日，他连续发表《亲善与秘密》《希望日政府之正式声明》《国民对于外交之态度》等文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外交，表达了中国的正义要求。2月10日，他发表《外交部之声明》一文，批评北洋政府外交软弱无能。2月24日，他撰文《国民外交》指出，“丧失主权之外交案件，宜严厉纠正政府之过失”。3月至4月，他先后发表《请国民注意世界和会》等评论文章，锋芒直指列强对华的蛮横态度以及对中国的不公正行为。这些文章既尖锐深刻，又富卓识远见，警告国民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做好救亡图存的舆论准备。

　　5月2日，得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后，邵飘萍立即在《京报》发表短评《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5月3日，他又在《京报》撰文《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5月3日晚，北京大学和北京其他专科以上各校学生共1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学界大会。他以《京报》社长的身份出席并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5月4日，3000余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的火炬由此燎原。当日，《京报》刊登《北京学生界之愤慨》《学生界之宣言》《国民外交协会之决议》《国民外交协会特别大会》等新闻消息。他则在《京报》发表署名短评《勖我学生》《速息内讧》，积极为五四运动舆论造势。

　　5月5日至10日，他又在《京报》先后发表署名短评《外交失败第一幕》《坚持到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内外交迫》等，揭发北洋军阀政府外交官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卖国罪行，呼吁释放爱国学生，营造强有力的舆论，积极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

　　6月30日，《京报》收到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确切消息后，立即出版两次号外进行特快报道，以告慰国人。因屡次发表揭露批评北洋政府文章，且连续报道五四爱国运动并声援青年学生反帝斗争，安福系军阀大为震怒，《京报》竟遭“干涉封禁之祸”。8月22日，军警查封报社，并逮捕总编辑潘公弼，邵飘萍则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后秘密乘火车至上海，流亡日本。

　　始终践行反帝反军阀的办报使命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军阀政府垮台。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去朝日新闻社工作，回国复活《京报》。他四方奔走，筹措资金，新生的《京报》于1920年9月17日复刊。他强调“惟有本前此一贯之精神”，积极将《京报》办成“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并旗帜鲜明地表明“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

　　《京报》复刊后，邵飘萍在《京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历数安福系军阀结党营私、唯利是图，破坏财政、破坏司法、破坏一切道德人格，以不负责任之手段攫取政权，导致社会堕落等罪状，表达出反对军阀武力的坚定决心。知名报人张季鸾曾说，第二次出版的《京报》“以全力与帝国主义者挑战，赤手空拳，大声疾呼……斗争精神弥坚弥勇”。邵飘萍决心将《京报》办成表达公众舆论的阵地，继续扛起反帝反军阀的旗帜。

　　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成为大总统。邵飘萍不仅掌握了贿选的内幕，还将曹锟托人转交议员的5000大洋支票拿到手中，拍照制版后刊登在《京报》头版公之于众；同时在《京报》发表时评《驱逐议员败类》，厉声质问：“国民何罪，而须承认此种代表？国家何罪，而须供养此类议员？”一时举国哗然，曹锟被全国民众讽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声誉扫地，遭受全国各界口诛笔伐。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和《京报》迅速作出强硬的回应，谴责帝国主义屠杀罪行，促使民族觉醒。惨案发生次日，《京报》整版报道惨案经过。此后两个月内，连续出版《上海惨剧特刊》《救国特刊》《沪汉后援特刊》《反抗英日强权特刊》《铁血特刊》，经常以整版刊登五卅运动在全国的进展。《京报》的评论文章将反帝主题深入到民族灵魂深处，旗帜鲜明地号召“一致对外”，其宣传规格之高、内容之广、形式之多，堪称当年全国报刊之冠。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将邵飘萍和《京报》推向了与反动军阀当局正面决斗的顶峰。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下檄文《世界空前之惨剧——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以犀利的文笔直斥段祺瑞政府。第二天，《京报》发表社论《可谓强有力之政府矣——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批评帝国主义列强与反动军阀为一丘之貉。《京报》刊登被段祺瑞政府血腥屠戮的死难者照片，公开支持爱国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自3月18日惨案发生至月底，《京报》发表声援文章113篇；4月1日至24日，又刊发讨伐军阀的文章40多篇。至此，《京报》已经完全成为讨伐反动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强大舆论阵地。

　　但是，与民为敌的段祺瑞政府毫无悔意，于1926年3月26日发布了48人的通缉名单，邵振青（即邵飘萍）赫然在列。4月18日，奉军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邵飘萍暂避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颇具震撼力的文章《飘萍启事》，以反讽的手法将“鄙人之罪”公之于众：“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他以自嘲之笔对反动当局的劣迹和造谣中伤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鞭笞。这篇反帝反封建军阀檄文成为邵飘萍的绝笔。4月24日，邵飘萍被诱捕，4月26日在天桥英勇就义，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年仅40岁。

　　邵飘萍牺牲后，他的夫人汤修慧续办《京报》，直到1937年7月底全面抗战爆发才停刊。《京报》经历查封、复刊、再查封、再复刊的曲折命运，但在邵飘萍“新闻救国”理想的坚守下，《京报》始终如一地践行反帝反军阀的时代使命，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成为千百万民众觉醒的舆论先导。

　　邵飘萍不畏权贵、“铁肩辣手”的担当，以及《京报》反帝反军阀的功绩，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6年6月15日，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刊文评价说：“邵君业新闻事业以终身……邵君以言论触犯权贵，死于全国公敌奉系军阀之手，是他的盖棺论定，也就是《京报》的最后精神。”毛泽东称赞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并于1949年4月亲自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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