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场兴盛于宋辽夏金时期，是各民族政权在边境地区设置的互市场所，是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的重要经济贸易形式。从历史上看，榷场不仅是物资交换的渠道，更是民族交往融合的纽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就宋朝和辽朝而言，北宋在雄州（今雄安新区雄县）、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设置榷场，辽朝于涿州和朔州设置榷场，这些榷场成为双方贸易的主要场所。其中，雄州因其重要战略地位，在宋辽榷场贸易中发挥着枢纽作用。

　　宋辽时期雄州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五代宋初，中原王朝政治中心东迁开封，辽朝在北境崛起，开封连接幽州的交通网络相应调整。由澶州渡过黄河，经大名府、贝州、冀州、瀛州、雄州、幽州等贯穿河北平原腹地的道路，凭借水运网络的优势，逐渐发展为与太行山东麓高地传统道路并行的南北向交通干线。

　　公元1005年澶渊之盟后，宋朝与辽朝大致以拒马河为界，建立相应的规章禁止越界。原来连接南北的交通线分属两个政权，北邻界河的雄州由此成为双方对峙与交往的前沿重镇，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北宋称“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咽喉”。

　　由于在南北交通线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南部水网密布的地理环境，雄州既有沟通南北的道路基础，又得防御契丹骑兵之利，逐渐成为政权对峙形势下宋朝与辽朝开展交往的枢纽。北宋在此设置官署，管理与辽交往事务。辽朝也在雄州对境的涿州建立机构，负责对宋往来。宋辽交聘驿道由此过境，雄州、涿州一线成为宋辽交往的主要通道。

　　以雄州为枢纽的榷场贸易的建立

　　宋初，宋辽缘边贸易以民间互市为主。随着宋辽竞争加剧，公元977年，北宋于雄州等地开设榷场，管控边境贸易，后因宋辽战争而废置不常。此时期，宋辽之间的商品贸易深受政治关系影响，时断时续尚未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贸易体系。澶渊之盟后，区域政治秩序的转变使宋辽经济往来形式随之变化，双方的缘边贸易日益集中到官方渠道。公元1005年，北宋复置雄州榷场，连同霸州、安肃军、广信军榷场，形成了河北路“四大榷场”缘边贸易网络，辽朝于涿州、朔州等地兴办榷场。各政权的榷场都设有管理机构，派遣官员核发交易凭证、查验货物、征收商税，创立规制对交易物品种类与流程实施管理。宋辽对峙形势下，官方主导的榷场成为南北物品交换的主要渠道。雄州因处于北宋“河北咽喉”和宋辽交往前哨的重要位置，在当时的榷场贸易中处于枢纽地位。

　　通过雄州等榷场交换的物品时有调整，主要基于双方物产结构的互补性。辽朝处于农牧交错地带，兼有农牧两种经济形态，但是幽云十六州等农耕区的规模有限、物种单一，自给尚有不足，而草原地区所产的羊马以及畜产品则量大质优。宋朝囊括传统农耕区域，农业与手工业发达，但是羊、马以及畜产品极为短缺。在榷场交易中，辽朝输入北宋的主要有羊、马、驼、银、布、北珠等物；北宋输入辽朝的主要是茶、绢帛、瓷器、漆器、粮食，以及大量香药、犀象等南海贸易品。与渤海、高昌回鹘交接地区，辽朝也设有榷场。宋朝输入辽朝的香药、犀象等则源于南海贸易。宋辽榷场交换的物品，有的产自双方境内，有的是中转贸易所获的第三方物产。也就是说，以雄州为枢纽的榷场贸易网络，造就了超越宋辽地域、更广范围的经济纽带，不仅将分属宋辽的农牧经济区联系起来，还构成以宋朝为中心的海陆贸易体系的重要环节。

　　官方主导的榷场贸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民间贸易的绝迹。宋辽双方对榷场交易物品有诸多禁令，马匹、兵器、铜铁、粮食等大宗物资在大部分时期被列入禁止交易的名单，对允许交易的物品有时也会设限，以此来维持战略优势、边防安全。加之层层商税带来的交易成本，促使民间私自越境交易现象盛行，宋朝雄州与辽朝涿州屡发禁令而不能杜绝。榷场贸易与走私贸易共同构成宋辽边境地区的日常经济往来情景。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隔而不断的贸易往来，主要是因为秦汉以来长时期的区域整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地域经济联系，边界两侧的经济往来难以完全切断。例如辽朝的食盐冲破宋朝禁令行销境内，甚至改变了北宋食盐专卖制度，允许河北路实行商卖；宋钱通过榷场或被私贩进入辽朝，逐渐成为辽朝的通行货币之一。更为根本的是，宋辽所处的生态环境差异，导致物产不同，双方存在互通有无的需求。

　　榷场贸易促进宋辽民族交往融合

　　榷场贸易兼具边防安全与互通有无的特点，使其成为宋辽时期民族交往融合的重要纽带。榷场既是交易货物的地方，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微观空间。

　　一方面，源源不断的货物经由榷场跨境流通，既有助于满足边界两侧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也深刻影响着彼此的文化习俗。北宋的茶、丝绸以及南海舶来的香药等输入辽朝，影响了当地各族的饮食习俗和服饰文化，辽墓室壁画中常绘有辽人饮茶的习俗。辽朝的羊、珠宝等进入北宋，成为北宋上层食用羊的重要来源，引领着珠宝等奢侈品领域的风尚，宋徽宗时宫中竞尚北珠，主要购自河北榷场。尤其是“九经”等允许出境的典籍，以及禁而不绝的宋人文章，流行于辽朝，使得儒家经典为各族精英共同研读，儒家文化逐渐成为各政权的共同实践理念，并且越到政权后期，儒家文化对辽朝境内各族人群的影响越大。

　　另一方面，榷场贸易是宋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物品交换的重要机制。双方通过官方主导的榷场，以及雄州和涿州间的边境交涉机制，在人口密集、军事对峙的边界，构建起常态化的物资交换通道，满足了各族经济交往需求。宋辽双方都在积极维护这一经济纽带。宋朝甚至给予这种贸易形式特殊的政策，多次发布优给其值的诏令，促进榷场输入辽朝物品。辽朝曾对来榷场贸易的宋朝商旅说，“今与中朝结好，事同一家，道路永无虞矣”，鼓励商旅往来贸易。这种交换机制，对巩固澶渊之盟后宋辽百余年的和平往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体上看，以雄州为枢纽的榷场贸易，实现了宋辽政权在对峙形势下的大规模物资交换，基本满足了农牧地区互通有无的需求，奠定了澶渊之盟后宋辽百余年和平的物质基础，为宋辽时期各族交往融合创造了重要条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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