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罗伯托·特谢拉是巴西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教授，专注于巴西艺术史、中巴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在其汉学研究生涯中，特谢拉曾对中国文化在巴西的影响进行了全景式考察，认为中国元素在巴西多元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推动中巴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系统梳理中国文化对巴西的历史影响

　　1954年，特谢拉于巴西大学（现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与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后来在与中国艺术的接触中，特谢拉逐渐对万里之遥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学习中文。此后，他将学术研究重心转向了艺术史。

　　在大量收集和整理史料基础上，1994年特谢拉以论文《中国在巴西：中国在巴西社会与艺术领域中的影响、印记、回响与存续》获得了坎皮纳斯州立大学艺术学博士学位。在文中，特谢拉从风俗习惯、商贸农业与移民、建筑景观、雕塑绘画与装饰艺术等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对巴西的影响，该研究在巴西中巴交流史研究领域有拓荒之功。他认为，16—19世纪期间，在人员流动与远洋贸易驱动下，中华文明已深入了巴西的日常生活与美学艺术之中，且这种影响与历史时期欧洲东方想象下的“中国风”截然不同。时至今日，巴西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情感表达方式中，都蕴含着中国色彩”。

　　该成果最终以《中国在巴西》为名于1999年出版，一经问世便在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为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参考。

　　贸易和华工是中国文化传入巴西的重要载体

　　从全球史研究视角出发，特谢拉将中国物资在巴西的流动纳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下进行考察。他认为，以澳门—果阿—里斯本—巴西航线为渠道，在16世纪，中国的瓷器、丝绸、水稻、杵臼与纸扇已运抵巴西，对巴西的物质文明与思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瓷器为例，在殖民时期的巴西大陆，中国瓷器曾被视作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不仅被用作装饰品来增添优雅和高贵，还被应用于宗教仪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巴西国内的审美取向与文化品位。

　　特谢拉发现，17世纪中国的轿子与轿椅、烟花被引入巴西后，受到极大欢迎。直至19世纪，巴西萨尔瓦多地区仍将轿子与轿椅作为交通工具，以弥补道路崎岖无法使用马车之憾。如今，在巴西部分农村地区，烟花的发音仍与中文的“烟火”发音一致。特谢拉研究发现，在18世纪，中国的家具与服饰已分别运抵萨尔瓦多与里约热内卢。此后，巴西国内仿制的中国漆器家具在图案、色彩、结构和功能方面都融入了中国元素。

　　此外，特谢拉还将华工视作中国文化传入巴西的重要载体。1810年左右中国的茶叶被引入巴西。此后，数百名华工被招募至巴西从事种茶、采茶和制茶工作。据其考证，这些制茶工后又转而从事餐饮、洗衣或烟花制造行业。这些华工与当地民众融合共处，将中国的饮食文化、风俗习惯融入了巴西的多元社会文化之中。

　　中国文化对巴西艺术具有显著影响

　　在特谢拉看来，艺术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敏锐与最高层次的表达。因此，中国文化对巴西艺术的影响构成其汉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在葡萄牙建立起首个世界性殖民帝国后，葡萄牙殖民者将在中国澳门看到的中式建筑风格移植到了巴西，此后，中国建筑中的屋顶样式、琉璃瓦片、屋脊兽与空间布局被巴西建筑所吸收和借鉴。以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悬山顶为例，凭借优越的通风与遮阳性能，其于16—19世纪初在地处热带的巴西被广泛采用。19世纪晚期，巴西一些城郊或农村地区仍在采用这一屋顶样式。

　　在阅读大量史料基础上，特谢拉发现，以中国或菲律宾华人制作的瓷器和象牙雕像为载体，观音像与圣母像在巴西完成了跨文化融合，部分巴西圣母像无论是在面部特征或姿态方面都保留了中国特征。不仅如此，在圣保罗州恩布小镇及伯南布哥州的一些祭坛中亦可察觉到中国印记。

　　传教士与画家构成中国文化对巴西艺术产生影响的另一路径。特谢拉认为，法国传教士魏嘉禄及葡萄牙画家曼努埃尔·若泽·雷贝洛·德索萨，凭借其在中国与欧洲的亲身体验，推动了巴西宗教建筑装饰艺术对中国绘画技法的采纳与融合。中国画家孙夸、张大千的巴西情缘，更是为扩大中国绘画在巴西的影响注入了强大动力。其中，孙夸创作的《里约热内卢全景画》成为记录19世纪巴西城市景观的重要史料。张大千则在旅居巴西17年间将中国绘画艺术带往了巴西，并开创了“泼彩山水”这一震惊画坛的绘画技法。

　　特谢拉曾多次访问中国。2013年来华访问时，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直强调多维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反对以刻板印象或单一视角来理解和解读中国。为此，他曾引用“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来喻指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文明体，倡导在汉学研究过程中要保持理解中国文化的自觉性与全面性。随着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特谢拉的汉学研究成果，必将为推动中巴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充足的史料支撑和前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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