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出自《荀子·荣辱》。把道义放在利益之前的人会得到荣耀，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的人则会蒙受耻辱，安危利害的基本规律在于义利先后顺序的选择。这既反映了荀子的义利观，也是儒家德福一致思想的重要主张，体现了将个人德行、现实奋斗、社会回馈与天命时遇融为一体的观点，让道德修养不再是抽象理念，增强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与道德劝勉力。

　　在儒家思想看来，一个人的德行和幸福是一致的。《尚书》中就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视天为赐福主体，人之德行定吉凶祸福，将福概括为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祸对应凶短折、疾、忧、贫、恶、弱，以现实物质福报引导民众修德行善。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皆以君主失德、天命弃之为合法性依据，周代更将天意与民心相连，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实现由“天亲德”向“天亲民”的转向。孔子和孟子重视精神层面的德福一致，孔子提出“仁者不忧”，以天人合一的精神超越为至福；孟子倡导“尽心”“知性”“知天”，以心性修养抵达精神快乐，二者均弱化德行与物质福报的必然联结，侧重于内在的超越。

　　荀子以道义优先、义利两有为原则，确立了德行与现实福报的内在统一，主张有德者既可收获精神满足，也能获得正当物质回报，使“守道必得福”从精神理想变为人间常理。《荀子·荣辱》中明确提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把道义置于利益之前，方能获得真正荣耀与长久通达；把利益置于道义之上，终将招致耻辱与困顿。君子求利但不违义，小人逐利而忘义，二者的根本分野不在是否欲利，而在取利是否合于道义。内心德行坚定、道义笃实，自然不被外在富贵权势所役使，不义之富贵即便当前可得，也会因为背离道义而消散、致祸。

　　在取予尺度上，荀子以礼义为中道，坚决拒斥苟且之得。《荀子·不苟》有言：“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行为、言论、名声皆以合于礼义为贵，而非以怪异、诡辩、虚妄流传为高。盗跖之名虽传不息，君子不以为贵，因其不合礼义；不义之富贵虽可速成，君子不以为重，因其失却根本。“欲利而不为所非”，君子可以追求利益，但绝不做违背道义、损害他人之事。在荀子看来，幸福不是无原则的物质攫取，而是合于道义的正当成就，是“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的道德选择。

　　在祸福判断的准则上，荀子以“道”为古今正权，在《正名》中提出：“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道是衡量是非、判断祸福的唯一标准，背离道而主观妄为，就无法分辨祸福本质；依循正道行事，看似坚守道德付出成本，实则收获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回报，是“以一易两”的增益而非损失。践行道德无需牺牲现实利益，相反，有德者造福他人与社会，社会终将给予正向回馈，这正是荀子对不义富贵的根本否定——违背道义得来的富贵，即便短暂拥有，也会因背离正道而招致灾祸，远不如守道而行的安稳与长久。

　　荀子进一步通过义荣与势荣、义辱与势辱的划分，确立幸福的价值层级。《荀子·正论》指出，“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所带来的内在荣光为义荣，是源于道德修养的本源性幸福；“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所带来的外在荣耀为势荣，是依附于境遇的派生性幸福。“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所产生的内在羞耻为义辱，是最根本的祸患；“詈侮捽搏”“捶笞膑脚”等外在境遇带来的屈辱为势辱，是次要的损失。荀子强调，义荣重于势荣，义辱甚于势辱，人应先追求内心的道德完善，再合理获取外在利益。若舍弃德行追逐富贵，即便暂得势荣，也难逃义辱的精神折磨。

　　在天人关系上，荀子破除天命奖惩的迷信，将幸福的主导权交还于人自身。《天论》有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自然界的运行有恒定规律，不受人事善恶影响，天不会刻意赐福有德者，也不会刻意惩罚无德者，水旱、寒暑、灾异皆是自然现象，而非天命所致。人无需祈天庇佑，而应主动作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只要坚守正道、勤勉务实，就能抵御自然灾祸、趋吉避凶。幸福从来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人循道奋斗、修身积德的主动成果，这为“道义立身、自主求福”提供了坚实的宇宙论依据。

　　荀子正视机遇在幸福实现中的作用，认为“节遇谓之命”，杨倞在这里注曰：“节，时也。当时所遇谓之命。命者，如天所命然。”在荀子看来，命是人时时遇到的各种外在时机。在荀子眼中，“命”与“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将“命”定义为人所处的外在时机与境遇。他主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在荀子看来，天命如同奔流的江河，人并非岸边的观望者，而应做智慧的舵手，知其性、御其力，引水惠民。当命运的波澜袭来，最明智的选择并非祈盼风平浪静，而是勇毅地扬帆借力，在具体的境遇中开辟自己的航程。机遇来临时顺势而为，境遇坎坷时便勉力精进。荀子强调，“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困厄不顺多因自身违道失时，而非天命不公，唯有修身守道、应时而动，才能在各种境遇中安身立命、获得幸福。这种既重奋斗又顺时势的态度，让荀子的幸福观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个人幸福与社会治乱紧密相连。荀子承认义与利皆为人之所欲，即便尧舜也不能去除民众的求利之心，但能引导民众好义胜于欲利。守道修德，不仅能成就自身的义荣，更能维系社会秩序；社会安定有序，又会反过来保障个体的正当利益，形成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真正的幸福绝非孤立的个体享受，而是在坚守道义、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的精神富足，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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