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为先

　　《论语·为政》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官员个人的道德与地方治理的成效密切相关，中国历代皆重视官员的道德。如吕本中《官箴》开篇就明确指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这一概括，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认可。《昼帘绪论》亦将“尽己”列为第一篇，开篇就指出：“莅官之要，曰廉与勤。”胡太初指出，虽然官员都知道应该廉洁，但为何仍旧会贪腐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注意人情往来、旧习陋规方面的隐形贪腐。比如，当时官员经常低于市场价购买百姓的商品，举办宴会往往由手下吏人凑钱安排，婚丧嫁娶也会收受人情往来。胡太初认为这些事情看似合乎规定和人情，但实际上是贪腐行为，应防微杜渐。另外，还要管好子弟门客，避免他们受贿请托。

　　理事有术

　　征税和刑狱是古代州县的两项最基本事务。征税在当时叫“催科”，其弊端可总结为“官民两弊”，即胥吏上下舞弊导致户口田亩登记有误，县官难以完成催科任务；百姓在征税中容易受到县官和胥吏逼迫勒索。为解决县官面临的问题，胡太初提出三条建议：一是重新核实县境民户产业，摸清县境内百姓、田产等实际情况；二是征税之时，按照户等高下，从高往低征收；三是对于征收来的钱物，要做好登记和保管。对于百姓纳税的难题，胡太初也提出了三条解决方法：一是按照户等，重新分配催税百姓，减轻下等民户负担；二是对已纳税的百姓，要做好登记，给予凭证，避免重复征收；三是不能随意摊派。

　　刑狱是州县官的另一项重要职责。科举出身的州县官往往缺乏专门的法律训练。如何断案、管理监狱，对地方官来说需要重点学习，也是官员“为民父母”、排忧解难的主要表现之一。胡太初将案件分为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两类。由于县官事务繁多，不可能日日断案，因此他将不同乡村的民事案件按照日期分类，如初一处理甲乡，初三处理乙乡。刑事案件则随时应急处理。案件到官以后，经常有夸大其词者，胡太初认为对夸大其词者应该同样进行处分。对于那些教唆词讼、颠倒黑白的讼师，更应严惩不贷。断案时，要循循善诱，让原告、被告各自说出实情，同时注意不要牵连过广，以免骚扰百姓。

　　胡太初告诫州县官，审案一定要根据犯人的情况决定用刑多少。若犯人在拘禁中身体状况已很差，就要避免用重刑；若犯人是老人、小孩、孕妇、病人等，也要避免用刑。同时，审案中用刑要慎重，对于民事纠纷之类小事，尽量不用刑；即使对于经常犯罪的盗贼，也要适当减轻刑罚，不要随意判以刺字、流放等重罪。对于已经入狱的犯人，要避免其在狱中生病、死亡；对于在押犯人，州县官需要亲自审查，不能假手吏人，要详细了解其基本情况，每晚要做好犯人清点工作。犯人在狱中的生活也需要注意，饭菜要按照规定给足，夏天还要注意牢房清洁。

　　上下相济

　　对于县官与上级的关系，胡太初认为县官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如断案要秉公处理，在押犯人要看护好，避免病死逃亡，这样就不会受到上级的批评。征税要按时完成，送往本州的税收要及时解送。总之，就是要优先完成本职工作，这是与上级和谐相处的基础。

　　县官没有升迁、罢免僚佐的权力，故需要处理好与僚佐的关系，将僚佐视为兄弟手足，而非以大压小。处理好与僚佐的关系，首先要划分好长官、僚佐的职责范围，长官不能侵夺僚佐职权。其次，僚佐俸禄微薄，县官一定要按时足额发放，不能拖延克扣。此外，县官遇事应与僚佐商量，以免相互掣肘。

　　僚佐以下是吏人。隋唐官吏分途后，吏的形象逐渐负面化。如何防范胥吏为奸，是不同官箴书告诫官员的重要内容。胥吏之所以能把持地方事务，根本原因在于官员两三年改官，胥吏则由本地人长期任职，吏人熟悉行政规章制度，官员往往并不熟悉，导致州县行政必须依赖胥吏。吏人存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难处，即县级吏员并没有升迁途径，只能在原地打转，导致他们不太在意名声；县官的日常生活用度，包括宴会花费、生日聚餐甚至朝廷官员过境等的开销，都需要吏人来解决采办。对此，胡太初要求县官保持自身清正廉洁，减少对吏人的需索。但他也深知，若不切实解决吏人的生计问题，吏缘为奸的困境在当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纾解。

　　以民为本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究家国一体，皇帝、官员要“为民父母”，治理地方应以民生为首。

　　宋代，科举是主要入仕途径。重视学校、发展教育，提高进士录取人数，是州县官的分内之事。更为重要的是，乡校是当时地方士大夫商议本地事务的地方。加强学校的建设，把学校作为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听取民众呼声的窗口，这对州县官治理本地自然是大为有利的。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纲常伦理是维系当时政治社会运转的思想枢纽。州县官应敬重本地士大夫的父兄，对于人人敬重的道德君子也应主动交往礼敬，并减轻其徭役负担。对于兄弟争夺家产、亲朋好友相互打官司等违背风俗伦理者，应尽量劝诫，让他们主动谦让。

　　劝课农桑、休养生息是历代最常提倡的举措。州县官兼任本州县“劝农使”，治理地方也应以爱护百姓、发展农业生产为核心，对于脱离农业生产的百姓应加以劝阻。还要减少县官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增加官民沟通渠道（如在县衙设置锣鼓，允许百姓击鼓鸣冤），以免无辜百姓被胥吏、豪强等欺压。

　　古代水旱、疫病频繁，州县官面对这类问题，应积极赈济百姓，避免百姓流散逃亡。如遇到疫病时，县官应派遣吏人做好登记，请医送药。如有病亡者，及时埋葬，避免疫情进一步传播；遇到水旱灾害，县官应禀告上级长官，及时借贷赈济，借贷对象一般是上级机构或本地富户。等百姓渡过饥荒、恢复生产后，再将粮食偿还州府和富户。此外，还应重视利用经济规律。饥荒之时，不应人为限制粮价。本地粮价高，商人才愿意贩运粮食到本地。粮食增加后，粮价自然回落，从而最终达到赈灾的目的。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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