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际，中国社会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学术格局因此发生深刻裂变。以“经世致用”为显著特征的今文公羊学日益勃兴，而乾嘉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朴学（考据学）则渐呈衰势。但朴学并未就此消亡，它在晚清学术格局中虽地位下降，却仍在延续自身的学术生命。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浙江德清人）便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面对变局，其态度颇为复杂，曾言：“不变固不能通，而变之实难，是以君子慎言之也。”这番话道出了一位传统学者在两难困境中的真实心态。他一方面意识到变革的必然，另一方面又深知变革的艰难，因此持守审慎立场。但总体而言，俞樾并未固步自封，而是在坚守朴学根基的同时，做出了若干重要的学术“新变”。

　　回归经世致用

　　明末清初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来回归元典。至乾嘉时期，这一传统转变为以考据为目的的回归元典，学者们专注于文字训诂、版本校勘、名物制度考辨，经世精神有所淡化。扬州学派诸君率先开始回归清初“经世”传统，焦循明确提出：“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旨，以正立身经世之法。”这启动了明末清初以来被朴学家所淡化的经世观念，试图弥补朴学重考据、轻义理的倾向。

　　俞樾继承并发展了扬州学派的这一转向。他在《与王补帆》信函中明确表示“夫通经而不足致用，何贵通经”，指出“经义治事”是历史传统，科举的要务是“为国储才”。在《又与补帆》中进一步申明：“苟于经史并通，即于体用兼备……观其断制乎古者不谬，则其设施于今者可知。”通经致用、会通古今之义，昭然若揭。

　　值得注意的是，俞樾将朴学的治学范式融入了文学创作中。以《右台仙馆笔记》为例，他将考据、音韵、训诂等乾嘉治学方式运用于小说创作，加强了小说的写实性。通过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的巧妙嫁接，既忠于现实之真，又传达理念之美善。俞樾以晚清江南社会现状为主体，记述所见所闻，不乏典型塑造；反映世间众相，颇多议论品评；时有抉微探幽，出经入史。以看似不成片段的“文明碎片”来体现深层的社会结构，将隐于历史深处的士风世运呈现于读者面前，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留下自己的阐释。这正印证了他的自述：“聊备《右台》一故事，敢附《左传》三不朽。”

　　打破汉学宋学门户之见

　　清代朴学内部，汉学与宋学之争由来已久。戴震总结治经原则时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其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代表了典型的汉学路径。阮元则试图调和汉宋，他指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试图将宋学重视义理的特点和汉学强调考据的长处结合起来，藉以补偏救弊。与此同时，“以礼代理”成为朴学转向过程中一个著名的经学理论，阮元等人还提出了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的经学思想。

　　俞樾继承了这一会通传统。他虽然以“通经致用”为宗旨，认为“义理”“名物”“训诂”“三者之中固以义理为重”，但同时又特别重视“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而微言大义存其中矣”，将三者融合起来。这一学术取向在其《论语》研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俞樾为梁章钜《论语集注旁证》撰序云：“世谓汉儒专攻训诂，宋儒偏主义理，此犹影响之谈、门户之见。”他要求“合汉宋而贯通之，使空疏者不致墨守讲章，高明者亦不敢拾西河唾余，轻相诟病，于学术士风非小补也”。俞樾的《论语》研究，在何休注与郑玄注之间寻求平衡，会通今古文经学；既有何、郑之说，又走向笼统的古注，不分今古、汉宋。《论语小言》1卷52则议论风发，颇具特色。俞樾的《论语》研究呈现出前后差异性、汉宋兼采性、思想丰富性等多重特征，体现了他作为非专守章句的文化型学者、通儒的一面，正是一种独特文化存在的表征。

　　开拓诸子学

　　清代朴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专治经学向兼及诸子学的扩展。晚清时期的朴学家，在诸子学复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在子书整理上成就卓著，俞樾的《诸子平议》无疑是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俞樾对“以子证经”的方法有充分自觉。《诸子平议》序言中说：“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他明确指出子书既自有其价值，又可佐证和诠释经书。同时，他指出“诸子之书文词奥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尽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传写苟且，莫或订正，颠倒错乱，读者难之”，揭示了子书文本的独特性、传承的特殊性及阅读的困难性。

　　俞樾将子书范围扩充至汉代，达15部，涵盖先秦两汉时期道家、墨家、儒家、法家、杂家等学派的重要文献。通过“以子证经”的方法，俞樾实现了经、子研究的相辅相成。一个典型例证是《论语·季氏》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两句，今人注本多认为当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此说即本于俞樾《群经平议》卷31《论语平议》“寡贫二字传写互易”之论，俞氏以《春秋繁露·度制篇》所引“孔子曰”异文为证。此外，“引史证经”在俞氏《论语》研究中也有运用，如《论语小言》第21则“请言士”，借孟尝君与冯谖、平原君与毛遂、晏子与北郭骚之史事，来验证“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之义。喻大华评价俞樾“是晚清学者中最早从事诸子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者”，诚为的论。

　　打通经学与政治的关联

　　晚清在经学诠释方面出现了转型与超越，公羊学的复兴尤为引人注目。公羊学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张三世”“异内外”等，核心是宣扬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

　　俞樾重视公羊学，其《茶香室经说》中的《春秋三传》以《公羊传》居首，改变了高邮王氏《经义述闻》的排序，这是他重视公羊学的重要表征。

　　此外，俞樾经常阅读国外典籍或介绍外国情况的典籍，能接触到西方文化及科技产品，对新生事物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与接受。但不可否认，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俞樾，在危难之际持有对民族文化的护卫之心，秉持“中体西用”观和“西学中源”观。当“功令新颁罢场屋，精庐一律同零落”之际，他的内心充满悲伤；“守先待后百年事，会有天生极盛时”，又期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道咸以来，考据与义理的会通已成为朴学的重要特征。俞樾遵循朴学家以训诂明义理的路径，发扬皖派实事求是的学风，强调证据；顺应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总结与转向的学风，重视会通。在此基础上，努力开拓研究领域，由经学、小学、金石、天文历算等传统领域拓展至诸子学乃至西学。治学方式上注重归纳与举例，强调通经致用，实践经子互证，以朴学立根基而兼及义理，会通汉宋。这些特点共同形成了俞樾“新变”的治学风貌。在晚清学术转型的大势中，俞樾以其特殊的学术坚守与创新，为传统朴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既非顽固守旧者，也非激进变革派，而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