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绩考核方面，《群书治要》中积累了很多有效的经验和方法，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循名责实，总计大功

　　考察功绩按照实际能力，是行道以公；不按实际能力考绩，是行道不公，《袁子正书·用贤》中云：“论士不以其德而以其旧，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贵上，不可得也。”评判治理能力要依据官员所处职位而定，依照一个人的职位所应尽的责任（名），考察其实际工作效果是否符合职责要求（实）。

　　不同的官员应依据不同的考核标准。《管子·明法解》云，所谓功劳，是要能够安定君主、利益万民。军士的功劳是破军斩将、夺取胜利，使君主无危亡之忧，百姓无亡虏之患。官吏的功劳是奉行法令，治理政务，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百姓能欢喜尽力，奉养其主。大臣的功劳是匡正君过，补救君失，阐明理义以引导君主，使君主没有邪僻行为，不被蒙蔽欺骗。因此，明君治理国家，明确官吏各自的职责，考核其功绩，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惩罚奖赏施加都安置得当，而君主不必亲自参与。

　　名实相符是考察官员的准绳。《尸子·发蒙》云，考核名实是否相符，名实不副之臣应当被治罪。致力于政事，要能取得实效，勤于政事却没有实效，那么即使再辛苦，也没有功劳可言。“名”“实”为二，其实是合二为一。是非根据名实判断，赏罚根据是非决定，正确则赏，错误则罚。

　　“名”是一把尺度，也是牵引绳，能够循名责实，臣子自然依循“名”而践行“实”，实现主动作为，就像镜子明亮则美丑自现，秤砣公平则轻重自知一般。《申子·大体》中云：“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意为能实现名实合一，说明能当其职，如果完成出色，便可考虑晋升，承担更大的职责。如果名实不符，说明力不胜任，心余力绌，当考虑调离岗位，选拔合适之人上位。

　　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尚书·舜典》中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意为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政绩考核，总共经过三次考核（九年周期）后，黜退昏庸无能的官员，提拔贤明能干的官员。这是因为天地不成仓促之功，艰难之业当累以时日。政绩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才能够显现。

　　《春秋左氏传》中也有这样一则故事：子产治理郑国时，区别了国都和边塞，并且通过乘车、服装的尊卑等级体现他们不同的分属，上下级之间要穿着不同的服饰，田地之间要开挖沟渠作为疆界，住户五家编成一组，以便于管理。公卿大夫中忠诚、俭朴的，都应给予适当的奖励；骄横奢侈之人，则应依法惩办。子产执政一年之后，众人唱道：“子产收走了我的衣帽，又对我的田地编伍、丈量，谁去杀了子产，我愿意帮忙！”因为当时民众已经习惯于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子产的改革提倡节俭，很多人难免有怨言。但到子产执政的第三年，众人唱道：“我有子弟，子产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对其进行开发。如果子产死了，有谁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呢？”经过三年时间，子产的治理使大家对他的政令生起信心。因为按照他颁布的政令，子弟能得到良好的教育，百姓生活得以改善，社会风气也随之改变。

　　吏不数迁，尽心恤下

　　倘若官吏任期过短、调任频繁，政绩就会难以累积。特别是与民相接的基层官吏（长吏），倘若任期过短，会导致他们不能安于治民以积累政绩。此时，任何影响晋升的因素都会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例如长官的意见、众人的评价等，那么基层官吏就会把向长官行贿或讨好众人作为努力的方向。如此一来，吏治就会败坏，治民之事被搁置，国家政事也就衰败了。

　　汉宣帝因幼年生活于民间，知道倘若官吏频繁调换，百姓便难以安居；官吏长期任职，民众就容易服从教化。于是汉宣帝对卓有政绩的官员下诏书勉励，增加秩俸、赏赐钱财。官吏因此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西汉优秀的官吏也以汉宣帝时期为最多，因而方能建立中兴之功。

　　《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为颍川太守时，尽力施行道德教化，教化不起作用才使用刑罚。此外，他还特别注意维护下级官吏。许县县丞年老耳聋，督邮想要辞退此人。黄霸认为县丞虽然上了年纪，但还能做好公事，即使耳聋，又有何妨呢？倘若频繁更换长吏，奸吏可能会乘机藏匿销毁账册和文书、盗窃财物，且新换的官又未必贤德，只会加剧乱象。故黄霸任颍川太守八年，勤于政事，深得吏民之心。皇帝下诏褒扬黄霸治理有功：“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悌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

　　然而东汉时期，出现了官吏任期过短、调任频繁的问题。《后汉书·朱浮传》记载，汉光武帝时期，曾一度出现地方官因小的过错就被斥责罢免的情况，导致州郡守宰频繁调换。对此，朱浮上疏进行劝谏，认为州郡守宰多次被调换，迎来送往，疲于奔波。他们任职治事的时间本就不多，在不足以显现政绩时就遭到严厉的责备，导致人人不能自保、互相观望，不能自安其心。更有甚者，趁机发泄私人恩怨，无原则地巴结讨好上级。二千石的郡守和长吏迫于检举弹劾的压力，害怕被指责讥讽，就争着掩盖是非。海内治理并非一日之功，希望陛下能长远考虑，留意于多年之外的效用，寄天下治化于一世之后。汉光武帝将朱浮的谏议交由群臣商议，获得了大多数臣子的赞同，此后牧守的更换频率就减少了。

　　东汉中后期，风俗凋敝，奸伪萌生，再次出现官吏频繁流转的问题。崔寔在《政论·用臣》中指出，文、景二帝时，县令长官任职可达十余年。由于长期任职，官员互相熟悉，上下没有隐瞒。加上心意坚定专一，安于官位、乐于职事，考虑问题长远，处理政事不会苟且。吏民皆能奉公尽忠，没有敷衍一时的想法，所以君臣和睦、百姓康乐。若人人充满康乐之情于内心之中，自然会感召祥瑞之气于外，于是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傅子·安民》中也总结了“吏不数迁”对安民的积极影响：“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重则乐其职，不数迁则志不流于他官；乐其职而志不流于他官，则尽心恤其下；尽心以恤其下，则民必安矣。”不使官吏频繁调迁，才能使他们乐于尽职、尽心体恤民众，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