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全民族抗战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国民党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新闻封锁和邮电检查，禁止《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在国统区传播。为打破封锁，向香港及东南亚华侨开展抗日宣传，中国共产党决定在香港创办一份报纸，由范长江主持日常工作。4月8日，《华商报》正式创刊，日发行量最高达4万份，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的重要舆论阵地。

　　主动破局办新报，吹响侨胞统战号角

　　《华商报》的创办是抗战危局下中国共产党统战的必要之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地抹黑中国共产党，传播反共谬论，肆意扭曲抗战真相，抹杀敌后抗战的事实，还疯狂挤压爱国舆论空间，大肆迫害爱国民主人士，迫使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人转移到香港避难。

　　根据党中央决定，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积极筹措，在香港办一份党的报纸，向海外侨胞传递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声音，激发他们的报国热情。而彼时的香港鱼龙混杂，政治斗争异常尖锐。出于安全考量、团结海外爱国商人的需要，报纸定名为《华商报》，从孙中山的字迹中找到“华”“商”“报”三字拼成了报头。报社由香港华比银行华人经理邓文田担任法人，范长江任副总经理（履行社长职责），胡仲持任总编辑，夏衍主管社论和文艺版，张友渔为总主笔，廖沫沙为编辑部主任。报纸是一份晚报，分要闻版和港闻版。要闻版刊登国内国际重大事件，港闻版贴近香港工人、教师、职员的生活实际。

　　《华商报》创办还与范长江“新闻报国”的追求密不可分。他始终坚持“当新闻记者的人，却有把危机情况报告给国人的义务”。1935年春，他以非凡的勇气和胆识冲破重重困难，只身前往西北调查采访，成为国内最早公开报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新闻记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为了探究真相，他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进入延安深度采访。这次延安之行是他记者生涯的重要转折。1937年2月9日，在延安窑洞中，毛泽东与他的“竟夜之谈”，令范长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解更深，坚信“在这样时局艰难、环境复杂的时代，新闻工作者更加要坚持真理，站稳人民大众的立场，不能有半点含糊”，致力于解答“从群众中来的问题”。因此，面对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作为共产党员和新闻记者的范长江毅然决然地肩负起宣传“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的使命，孤身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开辟宣传团结抗战的海外战场。

　　在范长江的影响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努力下，《华商报》很快在报纸林立的香港打开了局面，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发行范围至华南及东南亚地区。

　　激扬文字传抗战，筑牢统战舆论阵地

　　《华商报》发刊词中明确既要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本质，又要揭露“英美等国对日妥协，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呼吁海内外同胞“向着民族解放的目标前进”。

　　针对国民党政治上投降，搞分裂和倒退的行径，《华商报》于1941年5月31日发表邹韬奋、茅盾等九位爱国人士撰写的《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明确“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团结和动员全民族的力量”，而国民党倒行逆施，“掩饰国内政治上的倒退黑暗现象，隐蔽抗战危机的严重性”，“希望唤起舆论，督促政府，共谋匡救”，呼吁“坚持抗战国策，求其更须彻底”“团结须更具诚意”，认为只有全国团结加强，“军心民心必能巩固，抗战必得最后胜利”。

　　从9月18日起，《华商报》连载范长江撰写的《祖国十年》系列文章，以“大历史”的视角，揭露抗战以来国民党对内专制独裁和对外妥协的丑恶行径，以亲身见闻记述了“‘九一八’在南京”“先失了天下第一关”“热河战争”“长城抗战”“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绥远抗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误，批评蒋介石投降、分裂、退步的反动立场，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因为鲜明的进步立场，范长江的文章少则几十字，多到整篇文章被删，多次开“天窗”，但丝毫没有动摇《华商报》传达团结抗战主张的一贯立场。

　　《华商报》的国际版设置“国际一周”“欧洲闲话”等栏目，紧密追踪报道国际的最新动态。为揭露英美等国纵容日本侵华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华商报》于1941年5月21日发表《不要对日存幻想》社论指出，要警惕日本侵略的狼子野心，提醒国人对日本不要心存幻想，唯有坚持抗战才是正道。6月4日《太平洋上的暗流》、6月10日《远东暗流依然存在》等社论指出，英美等国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可笑与幼稚，指出对日妥协是下下策，只能助长日本的嚣张气焰，而唯一的出路是开展坚决的反法西斯斗争，促进中苏英美建立和巩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聚侨胞抗战之力，担起挽救危亡使命

　　1941年5月，民主人士宋庆龄倡导发起“一碗饭运动”，旨在“援助其祖国在苦难中之同胞”，呼吁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士对中国抗战给予道义上、物质上的支援，呼吁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7月29日，运动前夕《华商报》刊出“一碗饭运动专辑”。夏衍呼吁要为抗战“尽这一点轻微的责任”，黄新波高呼“为抗战，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7月31日刊发的《响应“一碗饭运动”》社论，以饱含感情的笔调鼓励广大海内外同胞积极参加救助伤病难民的爱国运动。为了进行更广泛的爱国动员，《华商报》对运动进行了持续追踪报道，不断激发海外同胞“同情这一运动，帮助这一运动”的热情，为救济难民、筹集物资摇旗呐喊。但此运动并非简单的爱国救济运动，而是“唤醒全港的同胞、全国的同胞，以及全世界的人士，彻底地认清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共同为反对法西斯而奋斗到底”的宣言书，体现着爱国人士对“中国反侵略的抗战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心。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提出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精神，《华商报》将海外侨胞作为重点团结对象，让海外侨胞深刻体会在抗战问题上，“华侨比祖国同胞所尽的义务并不会少”，集中报道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英勇抗日事迹。7月16日发表的社论《团结侨胞》，不吝笔墨地报道南洋华侨的抗日捐助活动，高度评价华侨青年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的爱国行动，让海外侨胞感受到“祖国盛衰对自己有切身利害的关系”，自觉投身到抗战的行动中去。

　　从6月23日起，《华商报》持续发表系列社论《希特勒侵苏与日本》《从中国立场看苏德战争》《对苏联的态度问题》等，谴责希特勒的暴行，“是最疯狂的一次”“见人必咬，见物必毁”，号召中苏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8月15日《华商报》文艺副刊《灯塔》发起“向苏联寄慰问信”的活动，“以语言以文字给我们的战友添一些热，加一些力”，给苏联抗击法西斯以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11月14日，《灯塔》发起“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物”活动，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热烈响应。募捐的款项转交给香港战时募捐会和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实际行动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本进攻香港。12日，《华商报》被迫停刊。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尽管《华商报》仅存续8个多月，但范长江坚持“新闻报国”的理想，与爱国民主人士携手并肩，以《华商报》为武器，架起海内外同胞一致抗战的桥梁，为全民族抗战“指出光明的途径”，更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宣传积累了宝贵经验。宋庆龄称赞《华商报》是“坚持抗战作有力之后盾”，是“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张友渔高度评价《华商报》在团结海外侨胞共同抗战方面的重要作用，称其为“祖国的号角”“人民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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