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因笃（1631—1692年），陕西富平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学问深厚，被尊为“关西夫子”，为顾炎武所推重。《用人》一文收录于其《受祺堂文集》，以“恃法”“恃人”之辨为核心，梳理历代选官制度，辨析了取士标准的名实、公私利弊，集中体现其重人守法、循名责实、因时变通的人才观。

　　重人守法

　　基于周汉以来铨选制度的演变，《用人》将历代取士方式划分为科贡与征辟两类，并对比明经、辞赋、策论、制义等科考形式的优劣，指出“周汉以来，取人以人；唐宋以后，取人以言”。

　　何谓“取人以言”？即以应试文辞、策论言论的优劣，作为录用人才的核心标准。这并非泛泛针对八股取士的传统，而是直指清初罢八股、改试策论的制度改革。对这场改革，李因笃直言“罢制义而用策论，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尽得也”，认为改革未能革除选材取士的痼疾，废八股、用策论，不过是避开一种短处，又新添另一种问题。踏实干事的人依旧选拔不出来。具体原因有二：其一，言行之间常有鸿沟。士子笔下，忠孝廉节、民生利弊可以写得淋漓尽致，自己却未必躬身践行。考场文章雷同空泛，很难据此辨别一个人是真有本事还是徒有其表。其二，科考文章缺乏实际效用。康熙三年（1664年）甲辰科，录取百余人，传世文章不少，却没有一条建议可被吏部、户部采纳，无一言一策能用于朝政实务。这直接暴露了“取人以言”徒有其表、无用于世的本质。

　　与“取人以言”相对的是“取人以人”，将平日的品行操守、实干实绩作为取士的核心依据。它的制度蓝本，是周、汉两代的选官制度。一是《周礼》中记载的乡举里选。至汉代发展为州郡察举孝廉、贤良方正的常规选官途径。二是汉代通行的征辟制度。地方长官可按需自行辟除属吏、选拔贤才。两代双制并行，形成了重实绩、重品行的取士传统。反观“取人以言”，则容易让巧言善辩、虚饰外表的人平步青云，而敦厚务实、勤于任事的人，反倒遭到埋没。如何跳出这一窠臼？李因笃提出了改良方案。经学考试，应侧重辨析经义疑难，弱化文辞雕琢，考察士子的学识底蕴与本心修为。策论考试，则要紧扣六部时政要务，严格要求所论具备施行的可行性。这才能摆脱“取人以言”的老路，回到重实、重人的取士传统上来。

　　循名责实

　　主张“取人以人”，人又该如何衡量？朝廷设科名，本意是求实才。有一些士子却只顾博取虚名，来应付这些科名。“求之以实而应之以名者有之矣，未有上以其名求而下以实应者也。”科目越多，名与实脱节就越严重。贤良、孝廉等选官名号，一旦脱离了真实的德行和学识，便不过是徒有虚名。

　　这一判断奠定了李因笃以德为先的选人立场。但他并未因此走向求全责备，反而从人才各有差异这一事实出发，主张量才使用。人无完人，禀赋、特长各有不同。倘若苛求细行、苛责小过，世间便没有可用之人。为了反驳世俗惯常的取人标准，他一连举出舜、傅说、吕尚、张良、司马相如、扬雄、裴度、霍光、司马光九位古人为例。这些人有的出身寒微，有的曾有过失，有的文章并不出众，却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因而，选用人才不必纠结于出身门第、细微过失、文字优劣等。古人宽小过、举贤能的思路，值得今人记取。他还以汉、宋两代的制度对比来佐证这一观点。汉代依托征辟制度，地方长官可按需选人，不拘一格任用有专长的人。宋代之后，人才统一纳入铨选体系，标准虽然划一，却也趋于固化，有特殊才能的人反而难以出头。李因笃的思路，也是对孔子“君子不器”、张载“大者器，则小者不器矣”思想的延伸。

　　因时变通

　　选人要看德行才干，若发现了人才，如何才能使其脱颖而出？答案是“破格”。李因笃认为，论资排辈正是滋生吏治弊病的源头，但也并不否定设置这一资格制度的初衷。这套制度的创设，本是为了规范选官、甄别人才。行之既久，逐渐沦为束缚贤才、固化吏治的枷锁。循年资晋升的规则，让贤才与庸人同步迁转，久久无功。即便身负超凡才干、过人魄力，也敌不过时间的消磨。

　　对于资质中等的官员，循年资晋升可以保障吏治的平稳运转，也能堵住钻营奔竞的路子，维持基本秩序。但国家治理不能只靠中等之才，若一概用资历来要求，满腹才华之人便永无出头之日，最终朝廷会错失那些能济世的良才。因此，他主张在常规科贡之外，参照周、汉两代的选举、征辟之法，在资格体系中为“破格”留出一条通道。

　　清初选人用人陷入两难局面的原因是：一方面固守科贡的旧套路，不敢革新；一方面又片面预判古制有隐患，不肯恢复良法。人才的晋升之路，就这样越走越窄。破解这一困局主要是平衡“恃法”与“恃人”的关系。李因笃赞同“有治人，无治法”的古训，认为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法令，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执行，才能见成效。主事之人公正务实，法令即使有漏洞，也能灵活补救。相反，若其徇私昏聩，律法再周全，照样滋生贪腐、埋没人才。所谓历代用人得失，说到底无非是“公”与“私”之辨、“恃人”与“恃法”之辨，这也正是吏治好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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