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是人类长期的共同敌人，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在人类与毒品的斗争历史进程中，各国日益认识到单靠一国之力难以解决毒品问题，遂逐步走上跨国协作联合禁毒的道路。1909年2月，在中国上海举办、13个国家参加的万国禁烟会，开创了国际多边禁毒合作的先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禁毒大会。

　　各国逐渐认识到多边禁毒合作的重要性

　　18世纪末，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开始将大量鸦片偷运至中国境内，遭到了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对，19世纪中叶又悍然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迫使清政府接受鸦片贸易合法化。这进一步加剧了鸦片在中国的蔓延态势，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加深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中国因此成为受鸦片问题危害最为深重的国家。

　　从1729年雍正颁布第一道禁烟诏令，到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再到1906年清末新政颁布《禁烟章程十条》，尽管过程曲折，但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禁烟的努力。1906年9月20日，清政府颁布了禁烟谕令，一再强调鸦片烟毒之害，致积贫积弱之势，决心在十年之内，将鸦片革除殆尽，以彻底去除沉疴痼疾。1906年11月30日，清政府颁布了《禁烟章程十条》，彰显了中国根除鸦片毒害之坚定决心。同时，清政府还反复同英国等相关国家进行禁烟交涉，多方争取国际支持。中国在解决鸦片问题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本国努力难以遏制跨国界的毒品生产与走私活动。

　　同一时期，美国本土及其殖民地菲律宾日益严重的鸦片问题也令美国深有同感。1904—1905年，美国主导的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通过对远东地区鸦片贸易和吸食状况开展系统调查同样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不足以解决美国及其殖民地菲律宾的鸦片问题，尤其是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更让美国和菲律宾感到力不从心。因此，1906年美国在清政府希望其支持中国禁烟时，明确表示了赞成态度。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议由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美国、中国及日本联合开展一次全面、公正的调查，研究远东地区鸦片贸易问题，并积极游说相关国家召开一次国际禁毒会议。

　　针对鸦片开展跨国联合调查和召开多边会议的倡议，很快得到深受鸦片毒害的中国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最终有13个国家同意参与其中。从商定会期安排到选上海作为会议地点，中国都贡献颇多。同时，中国精心挑选明达外交、敏于辞令的官员，派出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刘玉麟，北洋军医学堂总办徐华清，外务部储才馆学员唐国安等10位代表参会。英国派出7名代表参会，美国派出3名代表参会，其他10个国家也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中国代表人数最多，也显示出对此次大会的高度重视。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各国最后商定于1909年2月1日在上海举行万国禁烟会，以研究鸦片相关的科学、道德、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并尽可能提出解决方案。

　　会议通过《九项决议案》

　　1909年2月1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奥匈帝国、意大利、葡萄牙、俄国、波斯、暹罗等13国的41名代表齐聚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万国禁烟会开幕。为显示公平，各国代表们的席位是通过抓阄决定的。大会名誉主席、中国代表端方代表东道主中国首先致辞，提议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完全禁种罂粟、禁售和禁吸鸦片，并表达了中国禁绝鸦片的坚定决心。他讲道，本次大会的“目的是要根绝一种毒品，一种危害人类的祸根”，“如果由于大会的努力工作，我们能找到一个办法来缩短期限，早日根绝鸦片祸根，这对全世界实在是太幸运了”。

　　自2月1日至26日，大会共举行了14次会议。与会代表围绕鸦片专卖制度的存废、印度鸦片对华出口数量、医学调查委员会的组建等一系列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为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2月24日，会议进入讨论中国提案的阶段。中国代表唐国安从鸦片问题的道德影响和经济危害讲起，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待鸦片贸易的立场和采取的措施，提出“吸鸦片烟的问题……这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呼吁世界各国给予最为全面的合作，“要取得完全的成功还需有其他国家的合作”。同时，他还从鸦片对世界经济的危害强调国际联合禁毒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严重地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之后，中国代表围绕中国政府厉行禁烟之决心、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关闭其设于租界或居留地的鸦片烟馆，禁售所谓禁烟药丸，施行药商专律等提出四项提案，经同各国政府商议和修正后均获得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会召开期间，美国提出的七项提案只通过两项、英国提出的四项提案通过三项、荷兰提出的两项提案则均未通过，只有中国提出的四项提案得到全部通过。这些提案经过修正委员会完善之后，于2月26日最后一次会议最终审定通过，形成会议的成果文件——《九项决议案》。

　　《九项决议案》条款具体包括：一是肯定中国政府厉行禁烟之决心与实效；二是呼吁与会各国政府依其国情，逐步推行吸烟禁令；三是敦促国际社会将鸦片及吗啡等衍生物严格限定于医药用途；四是要求各国借鉴他国经验，完善国内管控及跨境阻截机制；五是针对吗啡及鸦片提取物之制售泛滥，建议各国制定严厉管制规章；六是支持开展戒烟药物之科学研究；七是敦促在华拥有租界或居留地之各国政府，尽快关闭界内烟馆；八是与中国政府缔结条约，禁止制造及销售含鸦片成分之戒烟药丸；九是在领事裁判权范围内实施药品专营法规，确保禁烟措施在居留地或租界内有效执行。

　　详细比照中国的四项提案和最终通过的《九项决议案》的条款内容，可以发现，中国的四项提案分别成为《九项决议案》的第一、五、七、八、九条的核心内容。这也彰显出中国政府在此次大会议题设置和成果达成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国际禁毒运动影响深远

　　万国禁烟会的召开和《九项决议案》的通过，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来的国际禁毒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次大会使国际社会第一次真正意识到鸦片及其衍生物和制剂的生产、制造和滥用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问题”。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依托国际舆论的宣传，非医药用途的鸦片使用开始被视为一种恶习，鸦片成瘾是道德与人类福祉对立面的“国际共识”得以逐步建立。万国禁烟会消除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国际障碍，有力促进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开展。同时，国际社会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禁烟运动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成效。以端方、唐国安等为代表的中国官员，通过详细汇报中国的调查报告、有理有力有节地回应国际社会的质询，让各国代表团深切地感受到当时中国禁烟的气势和决心，为1910—1911年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之间的续约谈判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并最终促成了1911年《中英禁烟条件》的达成，从而将中英禁烟合作条约化。

　　另一方面，万国禁烟会正式揭开了国际禁毒合作和全球禁毒机制构建的序幕。万国禁烟会作为国际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国际禁毒大会”，尽管因为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阻挠，这次会议仅被定性为协商性质的“委员会”，而非真正法律意义上拥有决策权的“外交大会”。然而，这种前期各国协商沟通来商定会议的要旨、中期各国组建委员会开展调查、后期举行会议审议各国报告，并最终通过决议案的方式，实际上完全是采取“外交大会”的形式来进行的。《九项决议案》的内容也多为其后的《海牙国际鸦片公约》借鉴，成为全球禁毒机制构建的重要起点。1911年12月1日，为将万国禁烟会的决议“条约化”，中美两国联合另外十国聚首荷兰海牙举行国际鸦片会议，商议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国际禁毒条约——《海牙国际鸦片公约》，为国际禁毒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遵循。

　　尽管当今全球毒品治理仍面临严峻挑战，但百余年前在中国上海开启的多边合作先河，早已深深镌刻进当代全球禁毒机制的基因之中，将持续为未来的国际禁毒事业提供跨越时代的启迪。

　　（作者系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