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或问》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所作，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四部分，是朱熹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后撰写的答疑辨难之作，以问答体例来阐发观点，目的是辨析汉唐以来诸家异说、考订文本义理。它与《四书章句集注》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朱熹四书学体系，对后世治学影响深远。

　　四书学体系的重要补充

　　中华文化虽有复杂的面向，但儒家经学却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所在。儒家经典系统自有其庞杂的内容体系，今人往往以《四书》《五经》（本为《六经》，因《乐》亡佚，故称《五经》）作为其代表。孔子通过总结中国早期政教实践而确立《五经》这一经典系统，成为文化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能与《五经》的成立并列的另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事件则是《四书》这一新经典体系的形成。正如钱穆所指出的：朱熹“退《六经》于《四书》之后，必使学者先《四书》后《六经》，更为中国学术史上有旋乾转坤之大力”。因此，《四书》的确立，可以看作是与孔子删订《五经》并立的重要事件。

　　四书学是“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朱熹为确立《四书》这一经典体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朱熹早期的四书学著作主要有《论语精义》《孟子集解》等。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他在给蔡季通的书信中提到，“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其余议论别为《或问》”。可见两者是同时完成的，而且《四书或问》本身即朱熹为了表达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无法表达的“议论”而专门撰写的，可以看作是其重要补充。《中庸章句序》《中庸或问》在他生前也作为《章句》的附录而正式出版过，可见《四书或问》在四书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为何“不须看”

　　朱熹生前没有正式刊刻过完整的《四书或问》一书——最早的完整刻本是书商偷刻的。而且他自己也明确说过该书为“未定之书”“不须看”。这似乎表明《四书或问》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事实上并非如此。

　　朱熹之所以说“不须看”，并不是因为观点错误。首要的原因是《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他对《四书》这一经典的直接注释，在有生之年花了大量精力反复修改，以至在去世之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但《四书或问》作为“注脚之注脚”，在成书之后未能重新修订，从而导致其与《四书章句集注》很多地方“不相应”。但“不相应”并不意味着错误，而是其中很多“问”本来就是解释注释部分的，后来对《四书章句集注》的注释进行了修改，但《四书或问》并没有改动，所以“不相应”了。因此，他强调《四书章句集注》更为重要：“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仔细看”；“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

　　朱熹说“不须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四书或问》的言说方式。作为一部以“设问”的方式自问自答的书，他曾言：“某作《或问》，恐人有疑，所以设此，要他通晓。而今学者未有疑，却反被这个生出疑！”此外，古代有“疏不破注”的注经传统，而其中的问答往往都是长篇大论，因此朱熹自己也说《四书或问》有“支离”之病。

　　但正是因为这种设问与议论的写作方式，使得《四书或问》在当前具有独特的治学价值。以设问的方式展开论述，表明其论述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相对于《四书》原文的直接陈述、《四书章句集注》的“疏不破注”式的注解，这一设问或直接针对《四书》的原文、或针对《四书章句集注》的注释，这就使得读者在问题的引导下能够对原文或注释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的思考。这种具有明确问题意识的写作方式，对于不擅长思考、发问的读者而言，往往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也能够促使读者学会思考、学会发问，从而不只是诵读经典、盲从注疏。

　　以思辨确立儒学本位

　　与“问”相对的是“答”。从具体内容看，朱熹的“答”，往往都是一篇篇相对独立的议论文。议论文要求有论点、论据、论证。尤其是论证部分，需要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往往被批评为“不讲逻辑”。冯友兰曾经对此做了辩护，说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的体系”但有“实质的体系”。从《四书或问》中也可以看出，其中对很多问题的论述，不仅有“实质的体系”，而且有“形式的体系”。而这种逻辑思辨背后体现的是理性思辨能力。实际上，理学之为理学的形式意义就在于“讲明义理”。《四书或问》充分展示了中国哲学的逻辑与理性思辨能力。

　　《四书或问》的议论往往有其明确的针对性。如《大学或问》在论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结尾处，朱熹写道：“自孟子没而道学不得其传，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为学。于是乃有不务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者；又有爱身独善，自谓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当务，顾乃安于小成，狃于近利，而不求止于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过，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谬者鲜矣。”这里实际上区分了孟子之后治学的三种形态。其中第一种形态显然指向法家，也包括这一时代的陈亮、叶适等事功学派；第二种形态显然指向道家与佛教；第三种则指向儒家内部。实际上，法家与佛老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们批判的主要对象。通观《四书或问》可以看出，朱熹对法家与佛老，尤其对佛老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也正因为此书的批判性过强，张栻曾说：“《或问》之书，大抵固不可易之论，但某意谓此书却未须出，盖极力与辩说，亦不能得尽。”张栻对其中“极力与辩说”的批判性心存隐忧，因此建议朱熹不要出版此书。

　　但从当前来看，这种批判性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义。“出入佛老，返诸《六经》”构成了朱熹等道学家共同的为学经历。这里所说的佛老主要指佛教，佛教作为一种起源于印度的外来文化，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爱身独善”，而后者则以《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学问的基本结构。对朱熹而言，只有讲明儒家与佛老的根本差异，才能确立对儒家文化的自觉；只有通过佛老之学的批判，才能够确立儒家文化的自主知识形态。因此，其中对于佛老之学的批判，本身是儒家文化复兴的重要方法。故《四书或问》可以看作是朱熹建构儒家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式，对于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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