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洛渊源录》由朱熹历时近二十年编撰，汇集周敦颐等四十六位北宋道学人物墓志、行状等原始史料，成书过程历经寻访资料、辨析师承等诸多难题，属未竟之作，但却是研究宋明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讲：“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这里所提到的《渊源录》编撰主旨——“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在其他书信中被表述为“程门诸公行事”。从当前通行的版本看，《伊洛渊源录》共收集四十六位“周程诸君子”，以程颢、程颐为中心，包括“二程”的师长、交游、弟子等。“伊洛”本指流经洛阳的伊水、洛水，因“二程”兄弟长年讲学于此，故成了二程之学的代称。“行实文字”或“行事”，主要是通过收集、排比各位学者的家传、行状、墓志、事略、年谱、祭文、哀辞、赞文、挽诗等资料，编著成书。表面上看，这份以人物为纲、以原始文献来讲述学派历史的工作并不复杂，实际操作却非易事。比如，如何来确定学者与“二程”的关系、从而框定程门诸公的身份，不仅需要历史事实的依据，有时还需对不甚清晰的传承谱系或存在某种争议的材料作出相关论证与合理解释，一些易引人误解的书写亦须着力澄清。因此，四库馆臣说：“有朱子之学识，而后可定程子门人。”至于人物传记资料之网罗采撰，难度亦不小。朱熹一开始就意识到，“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他动用大量的社交关系，不断写信请人或辗转托人寻访，一些人尽力提供了帮助，一些人则拒绝出借手稿。

　　到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已有未经认可的印本行世。朱熹在给门人的书信中叙及此事，称：“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从动念写作到未完稿本面世，将近20年间，朱熹对此书的编撰不可谓不尽心。同时他也发现，“程门诸公”是基于师友划分的社会类别。在理想模式下，它应该是共享相同价值观、拥有同质性话语的群体。但事实上，即便作为程门弟子，其思想呈现也难以作统一而观，朱熹讲：“比来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门人恐未有承当得此衣钵者。此事尽须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获也。”故他对于该书“编集未成，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之外，更是提出费力裒集程门诸公行事，“此等功夫亦未须作”的言论。

　　尽管朱熹有过犹豫，学者亦普遍认为《伊洛渊源录》实为“晦翁未成之书”，但该书依然在后世获得了很高的价值认定。除了存录宋代文献、裨补正史阙略之功外，综观各家所论，《伊洛渊源录》至少呈现出三重重要价值。

　　第一，道学谱系的接续。自唐代韩愈首倡道统论，确定了儒家圣贤之道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递相授受的线索，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说法又为后世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当道的传承中断后，谁来接续道统？朱熹《伊洛渊源录》以“写史”的方式具体回答了这一问题：孟轲死后，圣人之学不传，程颢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经过“二程”兄弟的“倡明道学”，圣人之道复明于世，他们是孔孟之后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因“二程”曾向周敦颐问学，故在编撰上，《伊洛渊源录》十四卷，首卷以周敦颐开篇，作为这一道学谱系的“开山之祖”；卷二、三为程颢、卷四为程颐，集中呈现二程兄弟的传记与言行，构成叙事主干；卷五邵雍、卷六张载，二人虽年辈与“二程”相当甚至更长，却列于之后，被视为道统传承中的辅翼；卷七至卷十四则依次收录程门弟子，从谢良佐、杨时、游酢等程门高弟，到末卷那些“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以此作为枝叶，构成繁茂的学脉之树。

　　正因以道统论作为编撰之思想逻辑，使得《伊洛渊源录》不再只是一本北宋道学人物的资料汇编，它还被赋予了接续孔孟道统的使命。与此同时，具体、完整的道统谱系还呈现出可接续的流动性，后世耳熟能详的“周敦颐—二程—朱熹”之道学统绪，即自此书而确立。

　　第二，道学门户的构建。《伊洛渊源录》在确立道学人物谱系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道学宗派的叙事。宋人分道学门户，自此书始。元代修《宋史》时，以《伊洛渊源录》作为依据，分列《儒林传》与《道学传》。明代杨廉亦说：“晦庵先生所编《伊洛渊源录》，自孟子以来，道学宗派，具见于此。”

　　道学门户的构建并不只是分梳出了时代人物，更重要的是后来者可通过阅读《伊洛渊源录》，在与书中诸君子的前言往行所进行的互动中，亦可发现并进行道学成员的自我认定。

　　元代的黄清老认为，学者研读伊洛之学，追思其道，考论其人之生平与交游，自然会“兴其高山景行之思”。苏天爵则指出，“盖学问之传授，不以时世而存亡；师友之渊源，不以风俗而间断”，那些“豪杰特立之士”必能从《伊洛渊源录》中“知求圣贤之学而学焉”。李世安更是形象地概括道：“盖《伊洛渊源》一书，凡周、程、张、邵及其门人之言行政事，无不备载，而圣贤相传之道，炳然见于其中，如五纬之丽天，百川之有源委。”到了明代，体会《伊洛渊源录》的价值并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依然是阅读者与刊刻者所希望彰显的主旨。永乐七年（1409年），十九岁的吴与弼“得《伊洛渊源录》，观周程张邵诸君子出处大概，乃知圣贤之学之美，而私心慕之，于是尽焚应举文字，一以周程张邵诸君子为心而自学焉”。弘治九年（1496年），杨方震称刊刻《伊洛渊源录》，“盖使学者一览而尽得其为人之实，法其所可法，而戒其所可戒”。到了崇祯二年（1629年），卢谦进一步提升了这本书的意义，讲：“伊洛诸子揭出人心渊源原头，点出人心渊源本体，并指出人心渊源功夫。彼不屑习《伊洛渊源》之书者，何处是原头，何物是本体，何事是工夫，出于清渊，迷于浊水，遵何道以上窥伊洛、洙泗哉！”在卢谦的诠释下，《伊洛渊源录》不仅为个人提供了一个“神圣中心”，它还成为“使人向往正学，不致旁溢以负圣明至意，又大可幸者也”的朝圣之地。

　　第三，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开创。《伊洛渊源录》以人物作为卷目，以行实记事来编类。每位传主由传状与遗事两类组成，传状集录各家所记的行状、墓志、铭记、事略等，遗事则多采传主语录与逸闻，前者出于“他人之言”，后者类似“我”之在场的所言所行。由此，两者成为一种同构的形式关系。这个粗糙的形式，既可以容纳不同撰述者的意图、兴趣以及表达的特定内容与意义，同时，通过对相关行实记事的有意筛选、去取与更定，朱熹以此来确定人物的一些基本属性，从而既勾画了“二程”之学师承授受的脉络，又使伊洛之学的学术大旨清晰可见。

　　明清以来，人们以《伊洛渊源录》作为范本，接续撰作，出现“渊源录”“源流录”“续录”以及“道录”“宗录”等众多类同与相似的文本，它们或“继朱子《伊洛渊源录》而作”，或“仿《伊洛渊源录》之例”，或“其意盖欲仿《伊洛渊源录》”，或多采“《伊洛渊源录》诸书”，或直接“节取《伊洛渊源录》”，这些文本构成了一种书写惯例。现代研究者认为，《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创之作，标志着一种新的史学编纂体例的诞生。

　　《伊洛渊源录》的三重价值，既有聚焦于思想体系上的阐释，也有社会学与史学上的意义与影响。从编者的角度，它将韩愈的道统论进行了宋代的具体演绎；从阅读者的角度，它不仅为后世关于道学的正宗提供了重要文本，还为学术史提供了新的写作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