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主导下，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美元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这一事件不仅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重要节点，也是改变日美经济发展轨迹的关键转折点。40余年后回望“广场协议”，其产生背景、深远影响及历史教训，仍具有重要镜鉴意义。

　　日美经济实力消长催生“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签署，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当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失调问题，实质上是日美经济实力消长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汇率调整转嫁国内经济矛盾、重新获取国际经济主导权的策略谋划。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深陷困境。1981年至1985年间，美国货物贸易总体逆差由396.9亿美元急剧扩大至1548.8亿美元，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形成著名的“双赤字”格局。在高利率政策的吸引下，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推动美元汇率持续走高，导致贸易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国主流观点认为，美元高估值是导致贸易逆差扩大的重要原因，亟须通过汇率调整改善外部失衡。

　　与美国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的强势崛起。经过高速增长期后，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960年，日本名义GDP仅为美国的9%，1970年升至20%，1980年达到40%，至1988年泡沫经济高峰时已相当于美国的60%。人均名义GDP则在1980年已接近美国的80%，1988年更达到美国的1.2倍。在制造业领域，石油危机后油价上涨推动高效省油的日本汽车迅速占领美国市场，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已超过美国；在半导体产业，日本也于80年代初赶超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生产国。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担忧。

　　经济实力的逆转带来日美贸易收支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双边贸易摩擦从局部领域逐步升级为全面博弈。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对日贸易持续出现逆差，日美贸易摩擦由此拉开帷幕。进入80年代，日美摩擦不断激化。1981年至198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由182.6亿美元增长至506.8亿美元，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保持在30%至45%左右，成为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首要对象。摩擦领域也从最初的纺织品、钢铁，扩展到汽车、半导体等制造业前沿领域。不仅如此，贸易摩擦还逐渐升级为政治议题，“日本冲击”导致美国企业衰落、经济受损等论调在美国国内持续蔓延。

　　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和国内产业困境，美国政府将矛头指向汇率问题，并向主要贸易伙伴施压。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并未予以抗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积极配合的姿态。这背后既有缓和日美矛盾、应对美国保护主义压力的现实考量，也有借机推进日元国际化、提升日本国际地位的深层诉求。日本希望通过汇率调整和金融市场开放，获得美国的一定优待，同时在经济实力提升后获得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经济话语权。“广场协议”中明确写入“为外国商品提供充分的国内市场准入”以及“实施日元国际化和国内资本市场自由化”，正是日本这一双重考量的体现。

　　“广场协议”对日美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升值，并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日美经济发展轨迹就此发生深刻改变。

　　就日本而言，“广场协议”虽不一定是其陷入长期经济低迷的唯一根源，但无疑是日本泡沫经济兴起乃至崩溃的起点。“广场协议”引发全球汇率市场剧烈震荡，日元急剧升值且超出日本政府的可控范围。协议签署后，日本银行按照协议要求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元，直接推动日元汇率大幅攀升。1985年9月协议签署时，1美元可兑换250日元左右；到1986年7月，汇率升至1美元兑换150日元；1987年更达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短短两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以上。日本政府原本的预期是实现日元有序、可控的升值，目标大致锁定在1美元兑换200日元左右，但在国际资本的推动和市场预期的带动下，日元升值的势头无法遏制，底线不断被突破。日本政府对当时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认为日元升值的风险可以控制，结果导致汇率失控，为后续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埋下隐患。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进入泡沫经济的短暂繁荣，但最终以泡沫经济崩溃收场。日元的急剧升值，对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明显冲击。为缓解日元升值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本银行采取激进的金融宽松政策，1986年和1987年两年间，先后5次下调基准利率，从5%直降至2.5%，创下当时日本利率水平的历史新低。宽松的货币环境释放大量流动性，资金大规模涌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推动资产价格持续暴涨，日本由此进入泡沫经济的短暂繁荣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地价飞涨，高峰时日本土地资产总值约为美国土地价值的4倍，“卖掉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的说法广为流传。股票市场的泡沫同样愈演愈烈，从1985年初日经平均股价指数收盘价11558.06日元，到1989年末收盘于38915.87日元的历史最高点，涨幅超过两倍，高峰时日本股票总市值达到美国的1.5倍。

　　1989年，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收缩。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期间，日本银行五次上调基准利率，由2.5%逐步升至6.0%。1990年3月，大藏省向金融机构发出“不动产融资总量规制”的行政指令，严格控制不动产贷款增势。在短短15个月内连续5次加息，叠加融资总量控制和地价税等紧缩措施，直接戳破日本的资产泡沫，经济被骤然“急刹车”。1990年，日本股票市场开始下跌，日经平均股价指数从历史最高点一路下滑，1992年3月跌破2万日元，同年8月进一步跌破1.5万日元，与顶峰时期相比，跌幅达到六成左右。1991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大幅下跌，东京圈商业用地平均价格到1997年跌破泡沫经济前的水平，土地资产大幅缩水。泡沫经济的破灭，给日本带来沉重打击，日本经济由繁荣转向衰退。1992年至2025年间，日本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仅为0.75%左右，其间数度出现负增长，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就美国而言，“广场协议”并未使美国实现预期的经济复苏和贸易逆差缩减，也未能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根本矛盾。1986年至1990年，美国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3.3%，并未出现期待中的强劲增长。学界普遍认为，美国90年代的经济重振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而非汇率调整的结果。在贸易领域，“广场协议”后的1986年和1987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每年仍在600亿美元以上，此后虽有下降，但到1990年仍高于450亿美元，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依然保持在30%至40%。不仅如此，日美贸易摩擦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从具体产品的协商升级为制度层面的全面较量。1989年，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启动，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度、流通体系、商业习惯、企业文化、储蓄模式、土地政策等各方面均提出要求。1991年第二次《日美半导体协议》甚至明确提出保证外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份额达到20%以上的具体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趋于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衰落，以及美国出现更重要的贸易伙伴。

　　“广场协议”的历史教训

　　“广场协议”的签署及其后续影响，为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总结其教训。

　　第一，警惕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的一贯手段以及以“全球失衡”为名的单边主义叙事。“广场协议”的核心逻辑，是认为汇率应在调整外部失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美国当时的贸易逆差和经济困境，根源在于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和产业竞争力下滑，但美国却将矛头指向日本等贸易顺差国，通过施压推动对方货币升值，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转嫁自身的经济问题。而日本误认为通过妥协可以获得美国优待、有效缓和贸易摩擦。但事实证明，“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日本非但未能摆脱压力，反而在后续的结构性障碍协议等谈判中面临更为苛刻的要求。这种通过转嫁经济矛盾、打压贸易伙伴维护霸权的做法，在“广场协议”及此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一以贯之。而外部失衡的调整需要各方承担对等责任，不能单方面将责任强加于他国，这也是“广场协议”留给国际社会的重要警示。

　　第二，货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离不开经济实力、金融体系与国际支付结算能力的综合支撑。日本曾寄望借助“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升值以加快国际化进程，但却仅依赖汇率调整这一单一工具，而忽视其他领域的协同配合。结果表明，日元的急剧、过度升值，并未给日本带来预期的国际货币地位提升，反而有损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甚至成为后续一系列经济困境的导火索。日本在日元国际化进程中的教训说明，推进本币国际化，需立足自身经济发展，逐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汇率形成机制，增强货币的国际信誉，循序渐进地推动本币在国际支付、结算、储备等领域的应用，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同步提升。

　　第三，宏观政策需要保持战略自主和审慎稳健。“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失误，是导致泡沫经济形成和破灭的关键诱因。在外部压力下，日本央行连续降息并长期维持宽松政策，后续收紧货币政策时又过于急躁，密集的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急剧减速、泡沫崩盘。货币政策在宽松与紧缩之间的骤然转向，放大经济波动幅度。更为关键的是，日元升值压力下日本转向扩大内需，但资金并未有效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形成资产泡沫，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未能优化业务模式，反而大规模转向房地产投机。泡沫破灭后，日本金融机构积累大量不良债权，加剧经济形势的恶化。这一教训揭示出：宏观政策需保持足够的战略自主，政策的调整要把握恰当的节奏和力度，在合理应对外部压力的同时，避免引起经济剧烈震荡，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稳定环境和政策空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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