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是1911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重要的政治警察机关、思想警察机关以及间谍情报机构，是日本维护法西斯独裁统治、支撑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暴力工具。特高课包括日本内务省特高课、日本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日本占领区特高课三种类型，日本占领区特高课主要包括日据朝鲜与中国台湾、关东州及广大沦陷区设置的日本警务部特高课、宪兵队特高课、使领馆警察署特高课，以及伪政权警务部特务科等。特高课对内实施严密的管控与社会高压，打压进步力量；对外通过镇压迫害亚洲各国爱国抗日活动、搜集情报等方式，为日本对外侵略、维持殖民统治而服务，在历史上尤其是二战期间作恶多端、臭名昭著。

　　特高课的建立与组织体系。特高课的问世，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畸形发展的产物，是为维护天皇制国体、扫清扩张障碍刻意打造的专政工具。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确立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基本国策。20世纪初，社会主义、反战和平思潮传入日本，工人运动、反天皇制运动蓬勃兴起，持续冲击日本统治秩序，成为日本推行对外侵略与扩张的内部阻碍。

　　为彻底压制进步思潮、瓦解社会反抗力量，1911年，东京警视厅在内务省指导下正式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标志着特高课正式建立。此后，特高课在各道、府、县警察本部开设分支，实行垂直管理，不受地方政府干预，确保法西斯政令直达基层。

　　20世纪20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发展使军队开始面对来自社会的反军、反战运动。日本宪兵脱离单纯的军事警察职能，逐步介入社会政治监控与治安镇压业务，承担秘密政治警察的职能。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后，陆军省宪兵队首先在东京、大阪设立特高课，对左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及文化运动进行监控、情报搜集与镇压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日本大肆进行对外侵略，为了监视占领区民众的思想动态、搜集情报、破坏抗日组织，达到严密管控占领区和维护殖民统治的目的，日本占领区特高课也纷纷成立。日本占领区特高课分属日本警务部门、外务省、宪兵队、伪政权警务部门四大系统。1919年，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组建关东厅警务局警务课高等警察队伍，1923年7月独立为高等警察课。日本驻华使领馆内也设有特高课，但称呼不一。20世纪20年代各领事馆警察署设立高等系，20世纪30年代之后上海、天津等城市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高等系正式改名特高课、特高班。使领馆特高警察归日本外务省管理，受总领事指挥。日本占领区宪兵队内也设有特高课，如关东宪兵队在1935年设置的警务部第三课。各地伪政权警察部门也设有特务科。如随着1937年12月伪满洲国废除治外法权，在满外务省警察与关东局警察转入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继续发挥特高警察职能。

　　对内残酷镇压进步力量与反战民众。特高课对内推行极端法西斯思想专制，以血腥手段镇压日本共产党、左翼进步团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普通反战民众，用白色恐怖将全体日本国民强行捆绑在侵略战车之上。该职责主要由日本内务省特高课、日本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来承担。

　　成立初期的日本共产党主张推翻私有制与天皇制、反对对外殖民侵略，成为特高课的首要镇压目标。为给思想镇压披上合法外衣，1925年日本颁布《治安维持法》，将“变更天皇制国体”“否认私有财产”列为重罪，这成为特高课开展镇压活动的核心法理依据。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特高课在全国逮捕日本共产党员等1600人，重创初创的日本共产党组织体系。1929年“四一六事件”中，特高课再度抓捕700余名左翼骨干，让重建后的日本共产党近乎毁灭。数据显示，1928—1931年，因左翼运动被特高课抓捕的人数从3426人飙升至10422人，无数进步人士身陷囹圄。除打击共产主义力量外，特高课大肆打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进步文化力量。1933年著名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课严刑迫害致死，成为日本法西斯思想专制的典型牺牲品。

　　二战中后期，特高课的管控延伸至全体国民的日常生活，构建起无孔不入的思想监控体系。但凡发表厌战言论、质疑战争正义性、传播战局真相、抱怨战时物资匮乏的普通民众，均会被冠以“扰乱国体”“惑乱军心”等罪名，遭到训诫、抓捕、监禁。为杜绝“战败言论”与战争责任讨论，特高课打压反国体的和平主义团体，彻底扼杀国内所有反战声音，让日本社会陷入全民噤声的恐怖状态。

　　对外服务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推进，特高课的罪恶职能大幅外溢，从国内思想管控延伸至海外占领区管控和殖民统治，在朝鲜、中国台湾及各沦陷区，设立分支机构，全程配合日本军事侵略，成为巩固殖民统治、镇压抗日力量的重要帮凶，犯下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这部分职责主要由日本占领区特高课来承担。

　　1927年至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厅高等警察及宪兵队制造破坏大连中国共产党组织、抚顺特支、中国共产党关东县委等事件，共逮捕158人，判处郑高和、杜继会、曲文秀等长期监禁。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疯狂破坏抗日组织、残害爱国志士，是日本特高课最为血腥的罪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特设第二课即特高课。1934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在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警务部指挥之下，哈尔滨总领事馆警察署于1934年4—6月在哈尔滨、奉天、新京等地先后4次逮捕中国共产党员44人。1937年关东宪兵队特高课制造“四一五惨案”，在哈尔滨及奉天、大连等地，逮捕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等700余人，近200人遇害，中共哈尔滨特委及下属多地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1938年关东宪兵队特高课又制造“三一五惨案”，针对北满临时省委在三江省等地区开展大规模搜捕行动，近400名党员和群众等被捕。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及爱国志士必遭严刑拷打、残忍杀害，甚至被送交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可以说特高课是罪行累累、恶贯满盈。

　　除直接镇压抗日活动外，特高课还依托沦陷区管控网络，搜集地方民情、社会动态与抗日武装活动信息，为日军扫荡提供情报支撑。1934年8月，关东宪兵队在东北97地配置宪兵队与分队，警力遍布伪满洲国。各系统特高人员都会被分配到各地讨伐旅团，在行军战斗与驻军期间，常在前线侦察“敌情”。他们利用密探、叛徒、邮政检查、过路或进村盘查、战场打扫等手段进行情报探查，为指挥官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其搜集情报内容主要包括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中共党组织向民众开展宣传工作的情况、苏联对中共党组织援助情况、中共军队及政权建设情况、民心动向等。1942年3月至1943年3月，宪兵在北安、齐齐哈尔等地共逮捕抗日共产党人1178人。华北宪兵在抗战后期也与普通军队共组华北特警队，利用其善于侦察共产党的经验，辅助日军与八路军作战。关东宪兵队特高课还利用新京特设宪兵队提供的无线电侦察情报，使我党东北地下情报网遭受重创。比如1943年2月奉天宪兵队特高课制造的“白塔堡电台案”。1941年11月，新京特设宪兵队奉天无线电探查工作班，侦察到奉天存在秘密电台，多次跟踪电台转移，测出白塔堡的发报点位。1943年2月10日，新京特设宪兵队西冈少佐带领确定工作班14人，伙同奉天宪兵队特高课长掛札德夫少佐率领的20余名特高逮捕班成员，突袭白塔堡一处民居。11日凌晨，无线电探查班坂田常穗从火灰中找到无线电机与暗号书，捣毁白塔堡电台，中共地下情报员赵福元被逮捕，后遭日军残忍杀害。

　　1945年二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解散了日本内务省、陆军省等所属的各类特高机构，废止《治安维持法》。但内务省特高警察仅解除原职，并未普遍追究刑事责任，反而化身为公安警察。在中国参与抓捕、刑讯，制造重大惨案的宪兵特高军官，作为乙、丙级战犯，仅有部分被判处徒刑。受冷战影响，美国调整对日政策，大批负有罪责的特高人员免于起诉，不少人未被彻底清算，成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逆流的急先锋。

　　特高课的罪恶历史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独裁、侵略、残暴的本质。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日本社会政治管控日益加强。2026年7月31日高市内阁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既具有监控国民的属性，又有统合各方面情报的职能，其逻辑与战时特高课的思想统制、战争动员都是一路货色，严重威胁东亚和平。回望特高课这段罪恶史，有着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日本只有以史为鉴、深刻反省历史，坚决遏制军国主义逆流，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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