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已经出版发行了124年，而天津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在抗战时期曾历经磨难，经历了一场悲壮的六迁远征。它从创办之地天津，先后迁址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等地建馆出报，不是为了扩张商业版图，而是为了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刺刀下奴颜婢膝、苟延残喘，彰显了中国近代史上爱国报人拒辱守节、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

　　《大公报》被迫在天津、上海同时刊行。1926年天津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颇具民族担当和时代责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天，《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路局长高纪毅处得知，沈阳方面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有大事要发生。因此，一直守候在路局，直到夜深，路局才接到沈阳的电话，日本侵略军果然开火了。汪松年马上打电话给天津旭街报馆，紧急报告，最后在次日报纸要闻版上告知世人：北大营方面的日本侵略军，忽于昨晚起对我军发动进攻，枪炮声迄今尚未停止，居民极为恐慌。这则短消息是独家新闻，因为日本侵略军在发动进攻之后，就切断了所有通信交通线路，其他报纸根本没有办法披露这样的重大消息。

　　《大公报》马上召开会议，调整编辑方针为“明耻教战”。所谓“明耻”，即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华的历史揭露出来，告之天下。“教战”即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主编《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现代军事知识。为了号召国人做好抗战的准备，《大公报》还发表了阐释“明耻教战”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社论。然而，东北的陷落，还是让总编辑张季鸾感到日本侵略者对平津的威胁，张遂提议迁址上海，经过与报社同仁胡政之、吴鼎昌的反复商议，最后决定：在继续出版天津《大公报》的同时，在上海爱多亚路建馆，出版上海《大公报》。1936年4月1日，新记公司发布启事：“本报自今日起，在上海、天津两地同时刊行，敬希各界注意！”在《今后之大公报》一文中，报人们坦言：“此次本报津沪同刊之计划，既非扩张事业，亦非避北就南，徒迫于时势急切之需要。”

　　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京津等地，切断了《大公报》向天津市外发行的渠道。7月3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的社评，声明“今者国有大难，本报及本报同人，义应对国家尽其忠诚，而甘受一切牺牲与祸害……非至万不得已，不应停止津版。故目前在天津市内，仍勉力发行，惟为各省读者便利之计，津市以外者，改由沪社寄递……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其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人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待国家合法的统治恢复之日，再继续出版……本报同人，惟期随全国同胞之后，共同宣扬民族国家之大义，以求御侮建国最后之成功”。随着天津的沦陷，8月5日，在发布《天津本报自今日起停刊启事》后，《大公报》毅然决然地不再出刊。

　　从上海到汉口再到重庆。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大公报》人不仅毫不畏惧、英勇斗争，而且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迁址的准备。日军占领平津前，《大公报》就在上海建馆出报。可是，上海《大公报》的发展也遇到重重困难，受淞沪战事影响，曾多次中断。1937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接到“通告”，日本人要检查新闻小样。上海《大公报》所发表的抗战文章，刊登范长江率战地记者不顾生命危险采访来的通讯，必将受到严格限制。胡政之等人决定宁可停刊也绝不接受检查。上海《大公报》宣布停刊时，连发两篇社论，一为《暂别上海读者》：“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日敌人的‘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二为《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在上海《大公报》停刊前，报人们再次开始远征。1937年8月17日，张季鸾等人在汉口宝润里建馆，9月18日，汉口《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在《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中说：“此次平津沦陷，我们在天津停版了，接着上海战起，上海本报也邮递困难……因此我们决定一面维持沪报，一面在汉口出版……”深受国人的赞扬。于右任言：“当我忠勇将士为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浴血苦战，以抗暴敌之际，诸君为国服务，于汉市分社发行新刊，举全国作战之心，壮前方杀敌之气，至佩至佩！”汉口《大公报》不仅及时报道抗战形势，发表掷地有声的评论，而且还积极参与为前方将士募款等社会活动，成为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大兵压境、南京告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938年6月，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又进犯武汉。1938年10月17日，汉口《大公报》宣布次日停刊，10月25日汉口沦陷后被迫迁往重庆。1938年1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创刊，在《本报在渝出版》中说：“我们的报，在津在沪，经多年经营，有相当基础；但自暴敌进攻，我们的事业财产，已大抵随国权以俱沦……我们这一群人，这几支笔，这一张纸，谨在抗战大纛之下，努力到底，以尽言论界一兵卒之任务。”起初，张季鸾把报馆设在重庆市区新丰街，日军大规模轰炸重庆时，《大公报》被毁坏，不得不借用其他报刊编辑部办公，代印报纸。后来，胡政之在近郊李子坝建设新报馆，并在半山腰修建两个防空洞，分别用于安置员工和印刷机器。1940年，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了疯狂的大面积轰炸，重庆《大公报》的办公室、印刷机器等又遭到破坏，唯独处于半山腰防空洞中的机器和人员安然无恙，凭借简陋设备，坚持出报。1941年8月19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大公报》报人们毫不畏惧，在《我们在割稻子》中豪迈地写道，“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充分展现了中国军民顽强不屈的抗战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从香港到桂林再到重庆。香港《大公报》、桂林《大公报》的出版也离不开《大公报》报人的未雨绸缪。1938年，面对日军对武汉的逼近，胡政之意识到汉口亦非久留之地，再度迁移可能在所难免，决定出版汉口《大公报》的同时在香港出版《大公报》。1938年8月13日，香港《大公报》在创刊号上发表两篇社评，一为《八一三一周年》，提出：“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一为《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我们是天津报……自今天起，我们兼发行香港版……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做一点言论工作”，彰显了《大公报》报人“文章报国”的决心和意志。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胡政之断定香港《大公报》馆亦难保全，遂于1941年春在桂林星子岩建馆，创办桂林《大公报》，以“就近服务，便利各方。缘是种种，因决发刊本报”。很快，桂林《大公报》的发行量竟跃居两广、湖南、贵州之首。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香港《大公报》被迫于同年年底发表社评《暂别香港读者》，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言志，毅然决然地宣布停刊。为逃离香港，胡政之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棉袍里藏了3颗圆形纽扣，准备遇敌即吞服自尽，宁死也不受侮辱。1944年，日本侵略者攻陷桂林，桂林《大公报》于9月中旬停刊。《大公报》报人与难民一道，克服重重困难，撤回重庆。

　　抗战时期，《大公报》六迁远征，从北至南，从东到西。《大公报》报人抱定一个信念：宁可停刊，也决不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出一天报；另建新馆，再难也要向国内外宣传抗战，争取胜利。《大公报》挺直了民族的脊梁，赢得了国人的信赖和国际友人的尊重。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世界优秀报纸，《大公报》获得荣誉奖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公报》在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持续进行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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