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是为政之本，取予之间最见操守。明代薛瑄《从政录》将廉者分为三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此即所谓“三不取”。薛瑄以一“取”字考察为政者的行为，又由行为深入其用心，辨明廉洁由以成立的不同理据与境界。

　　见理明而不妄取

　　“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此为廉之上者。“妄”是失其依据、逾越分寸，“不妄取”的关键在于明理，要求人明白立身之理，在具体事务中践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所明之理须常存于心、见诸行事，这便需要“敬”的功夫。敬是周代政治伦理的重要价值，周人以敬天、敬德为政治生活之要，《尚书》《诗经》多有敬慎之词。《左传》称“敬，德之聚也”，敬使人心有所主，不因外物诱惑而流于放逸。后世又将这种“敬”的意识落实于任事与临民，为政者敬其所居之位，便会认真对待这一职位所负的责任；敬其所任之事，也就会审慎运用职权，避免因一己之私损害公共职分。明理使人知道如何取舍，持敬则使这种认识在面对利益时仍能存而不失。

　　持敬使理常存，诚则使所明之理真实地成为自身之德。薛瑄在《读书录》中就说，“诚即五常之实理，非五常之外别有诚也”。诚并非仁义礼智信之外另有一种德目，所表明的恰是仁义礼智信真实无妄地存于心、见于行。明白仁义而未能真实践行，所知仍可能受到私欲遮蔽；诚则使人不自欺、不矫饰，让所知与所行真正相应。《中庸》将“诚”提升到“至诚无息”之境。“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以“诚”为“天之道”，又以“诚之”为“人之道”，将人的德性实践置放于天人相贯的宏阔秩序之中。天道真实无妄，人则通过“诚之”的功夫，使义理真实地落实于自身，此即“至诚无息”。《中庸》由“不息”言“久”，由“久”言“悠远”，继而推至“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至诚见于日用而不息，久而积厚，渐至悠远，人的德性实践也由一己之修养见于人事，并通过事业、教化与文化慧命传承绵延开来。人的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莫不有终始，德业却可由诚之不息而与天地参。

　　不妄取，乃是“无所为而然”，正可以从敬与诚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无所为”是说心中没有额外的计较与矫饰，所行只因义理本当如此。《孟子·万章上》论伊尹“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子罕“以不贪为宝”，所强调的都是以义理安顿取舍，敬使此心有所主，诚使所明之理真实无妄；理既明于心，面对非分之物，无须借助额外的利害计算，不贪、不取本是自然依理而行的表现。对为政者而言，明理、持敬、存诚贯通于一身，自敬其身、自重其位，公器不可私用、非分不可妄求，便会成为真实持久的德性要求。这种从容不迫、依理而行、无所计较的状态，才是廉者之“上”。

　　尚名节而不苟取

　　“尚名节而不苟取者”，重点在一个“苟”字。苟者，轻率随便，见利而忘其所守；不苟取，则是于取予之间持守分寸，不因一时之利损害平生操守。薛瑄所论这一类廉者，近于孔子所言狷者，孔子曰，“狷者有所不为也”。狷者或未臻中行，却能守住志节，明白人生自有不可为之事。名节之“名”，因节而立。一物之得，难以偿一节之亏，所取虽微，却会使平生所守由此受损。

　　对名节的珍惜，源自羞耻之心的养成。《论语·为政》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申明禁戒，使行为有所遵循，德、礼则涵养羞耻之心，使规范获得内在支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常以“刑”“德”概括禁戒与教化两种治道，刑用以申明禁令，德用以涵养人心，薛瑄所论“不苟取”，厚植于刑德的精义之中，体现了德礼教化涵养知耻之心的作用：法律戒惧对应“民免而无耻”的层面，名节自持则通向“有耻且格”的境界。《后汉书》所载杨震“暮夜却金”之事，正可说明这一点。名节能够约束取予，是因其已成为为政者立身的一部分，“不苟取”由此体现为知耻自重的操守。

　　廉洁之行，或出于畏法守禄的戒惧，或本于珍重名节的自觉。为政者若仅止于畏法，则一旦法网疏漏或禄位无虞，廉德便可能动摇；若能尚名节，则“不取”成为人格自重与价值认同，廉洁方能稳定持久。一个人以公共职分为重，以所任之事为责，便会将以权谋私视为有亏人格、有负职守之举。此种“不取”已非单纯出于畏惧惩戒“不敢”，而是近于道德自觉层面的“不屑”。故而能以“耻”代“惧”，体现为一种道德人格自重和政治身份自觉，进而以超越政治生命甚至个体生命的更加长远的眼光检视言行。“不苟取”的深层意义，在于将廉洁从单向的律令规范，提升为行为约束与德性养成彼此成就的综合过程。敬其位、重其德，方能在一时利害之外，守住清廉的底线。

　　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

　　“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所揭示的，是法纪对非分之欲的约束。法纪使人知所趋避，首先在于划清取予的边界。《管子·明法解》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度如规矩准绳，使为政者知道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也使权力的行使有所遵循。边界既明，还须赏罚立威。《商君书·赏刑》说：“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刑罚所求，在于使人因知其必至而不敢犯禁，令行禁止，侥幸之心才无从萌生；执法森严，方能杜绝机会主义行径。“不敢取”之成立，在于违法必被追究、越界必有代价。

　　刑罚的作用不只在惩治违法之举，更在使人预知后果，不敢轻试。法纪具备这样的威慑，才能把外在禁令转化为临事之际的戒惧。面对非分之利，为政者心中或仍有所欲，只因畏惧法纪、顾惜禄位而强自止却，故薛瑄称其为“勉强而然”。《韩非子》所载公仪休嗜鱼而不受鱼，正可见这种戒惧。公仪休为鲁相，国人争相献鱼，他却一概不受，并解释说：“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受人之鱼，便可能受制于人，继而枉法失位。公仪休并不讳言自己嗜鱼，但他深知一鱼之取可能招致的后果。有所欲而不敢取，以利害后果为依据，却足以节制欲念、约束行为，使人不至逾矩。

　　法纪之用，正在于使有欲者不敢妄行，使存有侥幸者不敢轻试。法纪把“不取”的要求落实为共同遵守、违者必究的规则，使个人欲念受到限制，避免权力因一时之私而被滥用。

　　“三不取”，据其背后用心可分出三种境界：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是依靠外在惩戒形成的约束，重在止恶避过；尚名节而不苟取，则已进入对自身声誉与人格的珍重；见理明而不妄取，是对义理的透彻体认，使不取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三者由外而内、由惧而敬、由名而理，构成廉洁行为的多层理据。

　　《礼记·乐记》所言“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与之相得益彰。礼乐政刑虽各有专司，却同属治道一体；为政者若能因时因势而兼用，则德化不流于空疏，明察不陷于苛细，政令不趋于严酷，三者相济而治理得以通达。由外在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进至廉洁操守的自觉养成，再升至超越一时一世的道德信念，三者共同勾勒出传统政德的完整视野。“三不取”的廉政境界，还可与当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路相互参照。古人分别从惩戒威慑、名节自持、义理自觉三个维度思考廉洁养成，其重法度、尚德操、明义理的思想，对今天筑牢惩治、制度、思想道德三道防线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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