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方志之源可上溯至宋元图经。明代设布政使司后，修志渐成常制；清代最盛，府、厅、州、县志次第修成。民国时局动荡，修志时作时辍。民国志书物产一门虽仍沿用旧志分目，但记载更细，部分志书所录内容在物产培植与使用上，已与近代动植物学的研究方法相仿。嘉靖《贵州通志》指出，贵州“土地虽狭，然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略比川、湖”。乾隆《贵州通志》凡例讲道：旧志把通产、专产杂出并列，“未免眉目不清”，此后改为通产在前、专产在后，次序依谷、蔬、货、果、药、草、花木、羽毛鳞介逐类编排。方志判物之珍贵，不依今天的资源等级，而用“深箐”“不可多得”“得之最难”“今则无矣”一类经验语词。这反映出先民世代辨认、取用与节制的生存智慧。

　　方志笔下的黔地物产

　　贵州方志所载珍贵菌类，较早见于乾隆《贵州通志》。其记贵阳府鸡枞：“出府属，有紫、白二种，白者不可食，初秋生蔓草中，始奋如笠，既如盖，渐则纷披如鸡羽，故曰鸡，以其从土中出故曰枞，蒸食甚美，然不可多得，不如滇产之广。”自破土如笠至开张如盖，形态变化，详载于文。同卷又载羊肚菌“亦生于细草中，俗以形名”。咸丰《兴义府志》附田雯《鸡枞说》，辨析益细。其文先辨种曰，“种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伤人”，继记采法曰：“蹲而采之，来岁可再得，立则否。”又载：“土人采烘寄远以充方物，点茶烹肉皆宜，气味似香蕈，其价颇珍。”山中一菌，可烘制，可寄远，可入馔，足当方物之目。咸丰《安顺府志》列冻菌、羊肚、青桐、茅草、青草数种，并注明“青草菌若独生者为毒菌，不可食”。凡所辨种、辨色、辨生处，终归于慎食。

　　香物亦循此例。乾隆《贵州通志》记贵阳府降真香“出府境深箐中，悬岩上，古藤所结，历久乃香”。深箐少人迹，悬岩须缘壁，古藤结香又要假以年月，三者兼备，方得一缕。木姜子近于日用。乾隆《贵州通志》说它“产深箐中，实如胡椒，味辛香，可佐食”；道光《贵阳府志》补载，“性热，治胃寒及暑月霍乱吐泻等症，极效”；光绪《黎平府志》又记“春初开黄花，夏秋结子如胡椒，食品中投一二粒，香满盘盂”。至于乳香，光绪《黎平府志》引乾隆《贵州通志》云出锦屏，“如乳头透明者为良，市人每以枫香伪之，旧产颇多，近来亦鲜矣”。辨真伪、记丰耗，皆以寥寥十数字括之。

　　方志载药，首重产地，次及性味、食用与采法。天麻为治风名药，乾隆《贵州通志》载，“出府境，俗名土萝卜，性辛温，治诸风。明亮坚实者佳”；民国《独山县志》又载，“取生者蜜煎作果实，亦佳”。药根一枚，蜜煎后可为待客之果。黄精别名亦见于乾隆《贵州通志》平越府条，“黄精出黄平，俗名山生姜”；咸丰《兴义府志》称它为“仙人余粮”。薏苡在方志中既入谷属，又列药属，咸丰《兴义府志》呼作“六谷米”。枸杞根皮入药名地骨皮，道光《贵阳府志》却记着“乡人以作菜，名甜甜”，一物而兼药食，菜与药各见其用。何首乌亦载于乾隆《贵州通志》：“本名夜交藤，秋冬取根，赤者雄，白者雌。出瓮安，重十余斤者佳。”可见，方志记药，既重产地，亦重采时与取法；地、时、状合宜，方见其功。

　　山地物产的多重功用

　　山中所出，丰年入馔，凶年救饥。道光《遵义府志》记蕨粉制法甚详，自掘根、洗净、入槽捣烂，至“经宿，凝淀如膏”，并载歉岁赖此存活之事：“乾隆庚寅、戊子，两丁歉岁，流民四集，长林旷野，掘取一空，赖活甚众。”刺梨之载尤备，同书汇引诸说，几成小传。引《滇黔纪游》说它“煎汁为膏，色同楂梨”，冬月里苗女采入市中，遇江浙楚豫客来买，苗女喜曰“利市”，本省人来买则要“倍其价”；引乾隆《贵州通志》说它“黔属俱有，越境即无”；又引道光《遵义府志》说红子、刺梨二物，在“山原之间”是耕牧之粮，在“途左道旁”是行人之粮，“黔中当乾隆己丑、庚寅大歉，饥民满山塞野，以此全活者多”。同一刺梨，丰年为果，凶年为粮，一物两用，于此可见。

　　木类之中，楠木最见珍稀。咸丰《兴义府志》引李时珍云，“楠，黔山尤多”，“干甚端伟，高者十余丈，巨者数十围，气甚芬芳，为栋梁器物皆佳，良材也”。道光《遵义府志》仅言：“楠木产正、绥、桐三属，近亦难得。”并引周霖《楠木说》，其文追忆曰：“绥邑诸山旧多楠，必两人引手方合抱，儿时常见之，今则无矣。土城山阴有大楠二株，荫庇数亩，根缠岩石者数十丈，今亦伐其一。”自儿时合抱之木，至今日所存其一，两树存没之间，可见当地楠木消减之速。同书又载，乾隆十五年以兴修皇陵为由，计划在桐梓采办皇木十二根，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前后九年才采得一半。光绪《增修仁怀厅志》记楠木仅存一句：“楠树香者绝佳，今境内甚少。”

　　贵州山地盛产油桐，志书多载其取用。道光《贵阳府志》载，“实如桃子，可压油，花亦媚好，收子作油入漆，可油器物及船，为世所需”；民国《岑巩县志》记载法甚详：宜种湿温肥沃之地，“冬腊月至正二月间以种子直接播之，俯置土中”，因为“种子仰置则树高枝稀，结实不多”；每年“立夏后至处暑前须修锄一次，则枝叶繁茂，结实夥而油汁亦多”。桐油的用处甚广，民国《息烽县志》载贵州人“代漆以饰屋宇器用或制雨具”，并称“通常中产以下之民居仅灯皆专恃此品”。从择地、下地、下种、修锄至榨取，终以之饰屋宇、填船缝、燃夜灯，志书数行，已近生产小志。

　　竹木之属，多因一器一用而单列。乾隆《贵州通志》载都匀府方竹：“出府属，体如削成，劲挺，堪为杖。”又载贵阳府筋竹：“出府属养龙诸苗寨，最有筋力，为用甚多。”道光《贵阳府志》载桃竹，“出府属乌江等处，可以作杖”，又记黄杨，“性坚极难长，故有厄闰之说，凡雕镂者用之”。此类竹木虽非栋梁之材，然以生长不易、分布有限，故修志者特为留名。

　　以物候踪迹见生态变迁

　　方志物产门亦记猛兽，非仅录其可用。在毛属中，虎豹居山林食物链顶端，存续系于森林之广狭，故其踪迹进退，可为森林生态盛衰的标尺。咸丰《兴义府志》记豹，“全郡皆产，郡人多以皮制为坐褥”。民国《麻江县志》载：光绪年间汛兵金阿猫在老猫洞独力打死一虎，验看时虎“有威骨如一字，长寸许，在两肋旁及尾端”。道光《遵义府志》载遵义多虎，别有四种，“斑虎与常虎文质同。黄毛虎无黑文，尤狞恶。蓑衣虎毛长被体，如蓑衣状，刀箭不能入。而朱虎最狞，尝闻于绥阳县村落间”。此类分法虽不合今之动物分类，而毛色、凶性诸端皆已辨明。志书又记虎之退场。咸丰《兴义府志》论豺，附按：“旧志云‘熊虎间有’，而今久不闻有。”民国《息烽县志》则谓虎，“猛烈之性，山兽莫敌”，而“狉獉既邈，城镇繁兴。山不高而径不僻者，此物亦不易栖止”。山林渐辟，城镇渐兴，虎遂退向深山。

　　贵州诸志的物产门，记载的不只是某物可食、可药、可器。菌因时、地、色而稀，香因箐深、壁险而难得，良材牵于采运，野果系于年成，各有所宜，也各有所止。“越境即无”“近亦难得”“久不闻有”，这些词语常记载在物产门里，记下的是草木，也是贵州人的生活。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