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学习世界史、为什么研究世界史？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根本问题。自从世界史学科在中国形成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并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有人因兴趣而学，有人因寻找职业而学，有人为发表论文进行研究，有人则考虑职称晋升，更多的人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尤其是年轻学者，他们进入世界史学科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从小学、中学一路走来，因缘汇聚走进了这个领域，至于这个领域的意义是什么、功能在哪里，他们似乎真的没有考虑过。所以，我们有责任阐明学习和研究世界史的意义。

　　历史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提倡以史为鉴、以古鉴今，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对今人有训诫作用；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教益，有助于人们少犯错误、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都知晓司马迁这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许多高校会把这句话镌刻在历史院系醒目之处，警示中国历史学人勿忘学术传承。在中国历史上，著名历史学家都践行这个原则，比如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就很典型，他明确指出历史是镜子，学历史、写历史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如果把中国历史学的源头定在孔子的《春秋》，那么“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中的目标指向就非常明确。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形成很晚，在中国两千多年撰史传统中，并没有“世界史”。19世纪中叶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入侵，国运濒危，这才唤醒了当时一批志士仁人，他们发出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呼喊，中国的“世界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因此这个学科刚出现，就表现出极强的经世致用特征。当时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救国自强、免于外国欺辱入侵？于是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那些西方国家如何强大的经历，试图为中国寻找出路。这样，关于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历史发展就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起先只是介绍知识，后来关于这些国家如何强大、如何扩张的研究和诠释也逐步开始，以至“世界史学科”最终形成。由此可见，中国的世界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它的特点非常显著，就是学以致用。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传统体现得尤为鲜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正是从世界史学科中发展出来的，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等人所做的工作便是其中的代表。世界史学者从各国历史经验出发，探讨改革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为改革开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回顾当时的情形，围绕改革的认识和讨论并非没有阻力，肯定改革的意义亦需要勇气。然而，正是世界史学者们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体现了学以致用的优秀传统和忧国忧民、为国解困的责任意识。现在，我们依旧需要继续弘扬这一传统。

　　在中国学术界，世界史学者首先关注并开展国外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制度、贫富差距缓解、生态环境治理等具体问题的研究。近代以来，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较早开始现代化转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诸多教训。世界史学者通过研究和介绍这些情况，结合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探讨如何借鉴他国的经验，取其所长、避其覆辙。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现代化进程，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参照。

　　尽管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学以致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今天仍需要提出我们为什么学习世界史、为什么研究世界史这个问题。新一代学者正在成长，他们需要明确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方向。最近二三十年间，国际历史学界发生许多变化。其中，历史学的“碎片化”趋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碎片化意味着否认体系的必要性，不承认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不少历史学者会只专注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小话题，至于这个话题有没有现实意义、有没有学术价值，几乎是无所谓的。于是，历史研究变成了纯粹的个人兴趣，历史成了一大堆碎片，失去其整体性。这种趋势给国际史学界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中国学界尤其在年轻学者中间也有一定市场，与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背道而驰。对于这种倾向，我们要明确反对。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史学科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学科有一个共同之处，都以外国问题作为了解和研究的对象。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一些学者，担心区域国别学会冲击世界史学科，分散世界史学科的人力、经费、研究力量、学术注意力等。但二者实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区域国别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以下三门基础课作为重要支撑。第一门是外语。这不仅是指英语——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是当代学者都应掌握的基本语言工具。对区域国别学来说，“外语”是指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本地语言。第二门是历史。相关学者尤其要深入了解对象国或地区的历史，缺乏对当地历史的认识，就很难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更难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著作。外国的历史恰恰属于世界史范畴，因此，对区域国别学来说，世界史非常重要，它是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三门课是到当地去学习和生活。对相关学者来讲，这不是简单的“田野调查”，而是长期在那里生活、学习，了解当地社会，和当地人交朋友。这三门基础课显示出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学科之间的诸多共通之处和密切联系。同时也说明，世界史学科深厚的学术积累，能够为区域国别学提供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知识与研究基础。

　　但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学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世界史是研究型学科，更侧重基础知识的积累与历史过程的研究。区域国别学是应用型学科，更强调应用，着眼于解决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二者的关系有一点像理科与工科之间的关系：理科侧重基础研究，奠定基础理论和知识框架；工科则在理科研究的基础上解决具体问题，如修路、架桥、造船、制造芯片等。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分工与合作，各自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这就要求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做到经世致用。回答“世界之问”，正是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和区域国别学必须承担的主要任务。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无论是世界史还是区域国别学，都应该更加主动承担起回答“世界之问”的重担。更好回答“世界之问”，正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学者们不能辜负这个使命。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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