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分量极重的一个字。它既指天地运行的不易之则，也指人心持守的不移之志，更指治国理政的久远之功。天道、心性与为政，可以用一个“恒”字贯通起来。

　　“恒”最常见的解释是“常”，《说文解字》：“恒，常也。”后世文字学多将其分析为从心、亘声的形声字。“亘”本来写作“亙”（今读gèn，旧读gèng），是“恒”的初文，战国时已普遍表示恒常之义；后加注“心”旁分化出“恒”字，专门凸显人心的持守不变。

　　人心本于天道，天道经久运行而不止。《周易》第三十二卦就是“恒卦”，《彖传》在解说这一卦时指出：“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古人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整个宇宙就像一条变动不居的大流。孔子曾临川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走的是时光，未曾流走的则是“道”。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并非混乱不堪，《春秋繁露·天容》中说：“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掌握变中有不变的道理，才是明智。《道德经》第十六章中也有“知常曰明”。这种变中之常，就是“恒”。它既指原则不变，也指不停运行，即宋代学者徐几所谓的“不易之恒”与“不已之恒”。不易则常，不已则久。

　　“恒”作为德行。古人讲究立心有恒、处事有恒，无恒则可能一事无成。据《论语·子路》，当时南方有句流行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医”指巫师与医师，这两种职业的门槛较高。一个人如果要当巫师与医师，需要长期的学习与研究，没有恒心是不行的。推而广之，别的职业、别的事也同理。苏武持节匈奴十九年，须发尽白，可是气节不改；张骞出使西域两度被扣，前后十三年，终成“凿空”之功。这都是恒心使然。

　　立心处事之“恒”，强调的是反复与积累。一件小事反复去做，日积月累，可以成为大事。荀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汉代董仲舒做学问，三年不向园中望一眼，后来成为一代儒宗。读书为学如此，做别的事也一样，靠的都是日复一日的积累。

　　行善立德方面，“恒”更为重要。《周易·系辞下》说：“恒，德之固也。”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行善立德，一两次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如果要立德，就要立“恒德”，《周易》“恒卦”九三爻辞有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如果要行善，就要行“积善”，荀子在《劝学》中亦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恒”由身而家，就是家风的绵延。颜之推晚年作《颜氏家训》，自述其意在“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并非要给外人立说。此后颜氏一门，代有传人，唐代出了大学问家颜师古、大书法家颜真卿。家训能够传至久远，其实不在文辞，而在代代守之不移。

　　“恒”之为用，于治国理政尤为紧要。《尚书·毕命》强调“政贵有恒”，这是把政令恒常作为治国理政的要义。今传《毕命》属伪古文《尚书》，但这一观念本身不伪。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名臣赵盾主掌国政之后，颁行了一系列政令法规，如制定章程、完善法令、清理案件、督察逃亡、使用契约、接续常职、提拔贤才等。这些政令法规制定完成之后，交给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主管，让他们在晋国范围内严格施行，作为“常法”。其中接续常职一项尤其值得注意：已经废掉的官职，要把它重新接续起来。政事能接得上，制度才立得住。

　　对于已有的政令法规，只要其适用性尚强，就不宜轻改。《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记载，汉初曹参代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汉惠帝见他不太过问政事，有些责怪，就让曹参的儿子曹窋私下问他，曹参竟把儿子打了一顿，汉惠帝只好亲自召问，曹参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认为，汉惠帝和自己都比不上汉高帝与萧何，他们定下的法令已经很明确，自己只要遵守就行。而萧何之法本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秦末大乱之后，民生凋敝、人心思安，此法正合其时。曹参的休息无为是明智之举，得到了广泛认可，“天下俱称其美”。

　　反之，治国若无常守之法，政令轻率频更，往往会滋生治理乱象。西汉末年，王莽代汉立朝后力推“托古改制”，但其施政多泥古而不切实际，未能充分兼顾社会实情与民生承受力。在官制层面，他一方面频频改易官名：将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又改作“纳言”，大理改称“作士”，太常改称“秩宗”，其余诸官署亦多随之更名；另一方面又叠设诸多官职。新制官名多依《周礼》《尚书》等经典拟定，与西汉原有官职体系相互叠加，叠床架屋，极为繁琐。政区与地名改革同样如此，史书载其“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最终“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行政运转大受阻滞。币制改革更是混乱无序，前后数度更张，最终“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民间仍私用五铢钱通行。此番改制本意在纾解汉末积弊，却未能触及根本社会矛盾，反而徒增百姓负担，加剧了社会动荡。

　　“恒”绝不意味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表面上看，“恒”就是常，与“变”相对立，但是变中有不变，亦即变中有常。万事万物变动不居，也未尝不可看成是一种特别的“恒”，即一种运动变化着的常态。因此，“恒”与“变”既对立、又统一。如果之前的政令法规不够完善或陈旧过时，自然可以损益完善、与时俱进、顺应民心，《汉书·礼乐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萧何制定汉制，是承袭秦制而损益，“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可见政令法规之“恒”与“变”，需要“顺时施宜”，需要“即民之心”。为政之“不易”，在于不轻改已成之良法；为政之“不已”，在于不废因时之损益。

　　月行有常，故能久照；政令有常，故能取信；心志有常，故能成事。于己，是“立不易方”的定力；于国，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古人一面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一面说“政贵有恒”，从修身到治国，道理是一样的。“恒”在今天其实是一种战略定力，以恒心守恒道，以恒道成恒业，积微成著、久而有成。

　　（作者系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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