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美土司是明代鄂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土司政权，虽偏处武陵大山之中，但地域广袤、实力强大，东联江汉、西接渝黔，地处武陵山脉东段核心区域，鼎盛时期辖地达7000平方公里。也就是这样一个深居于西南大山的土司政权，却锻造出了几位颇具家国情怀的土司，田世爵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诗文传家，以文化人

　　田世爵幼年之时，曾遭遇家族内部的土司争袭事件。田世爵之兄白里俾因嫡长子田世宗袭职而怀恨在心，后乘机谋害世宗及世祖、世贵等诸子。田世爵则在乳母夫妇的帮助下，逃至桑植土司处避难。后经下属官员及桑植土司奏报，明朝廷派官查勘，才将白里俾绳之以法。多年以后，田世爵方才返回容美土司袭职。

　　幼年的坎坷艰辛使田世爵深刻认识到，家族内部血腥争袭事件，源于不读诗书，不知忠孝，不懂礼法。他世袭土司后，首先以身作则，苦读诗书，学习礼仪和治政本领。田世爵常与外地文人、官员交游往来，“重结交，与荆州藩、道、府无不密契，无岁不出，出必经年累月始回”。在其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容美土司逐渐形成耕读传家的优良家风与世代传统。

　　为了保证子女及族中子弟接受良好教育，田世爵或延聘内地名师教授子弟，或将子孙送至容美以外的地方求学，鼓励子弟结交名士大儒，增长见识。田世爵对于子弟的严格教育收到良好的成效，他的8个儿子均有所建树。其中，田九霄“学问渊赡，神采异常，兼有文武之姿”，田九龙爱好经诗，礼贤下士，为人“宽厚明敏，于群书一览不忘”。诗文造诣最高的是田九龄，他“高才积学，以诗文齐名七才子”，并广交吴国伦、王世贞等汉地文人名士。田九龄一生创作了大量诗作，作品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如《白马篇》云：“威名千载上，永着玉门关。羞为剧孟辈，杀人闾里间。当令身许国，图画列台端”，抒发了对边关将士戍卫边疆、以身许国的赞颂。自田世爵父子之后，容美土司又延续诗文传家的家风，涌现出田宗文、田楚产、田玄、田甘霖、田霈霖等多位诗人，他们的许多作品同样表达了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对社稷的担忧，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

　　田世爵重视子孙教育，以教化治理土司内政的举措，与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土司“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的政策相吻合，也从侧面可以看出田世爵的远见卓识及其对中央王朝的遵从。田世爵以诗文传家，以中华文化浸润优良家风，鼓励子孙忠心为国、尽心履职的做法，一方面加强了土司内部的统治，避免了袭职时的内部争斗；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儒家文化和礼仪，增强了土司对中华文化和大一统的高度认同。

　　归心向化，服从中央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按照“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理念对土司进行治理。对土司的任命、朝贡与回赐、征调等是中央王朝管理、联系土司的重要手段，因此，朝贡历来是西南土司对中央王朝的一项重要义务。按期朝贡，纳土上贡，意味着土司对中央王朝政治上的认同与归属。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鄂西南地区土司中以容美土司朝贡次数最多，多达55次，从明初洪武年间至明后期嘉靖年间一直不曾中断。据《明实录》记载，田世爵父子先后朝贡近10次，贡品多为当地香、马匹、大木等。与田世爵本人密切相关的入朝进贡有7次。第一次是正德八年（1513年），田世爵差遣通事田广等贡马。第二次是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田世爵遣使进香。第三次是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田世爵派遣把事朝贡进香。第四次是嘉靖二年（1523年），再次派遣使者朝贡。第五次是嘉靖五年（1526年），贡方物贺皇帝寿辰。第六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派遣把事向受、张新进香。最后一次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献大木五十根，供嘉靖帝为其生父母修建陵墓所用。这七次朝贡，既是田世爵审时度势、不遗余力地向朝廷表达忠心的反映，也是容美土司服从中央王朝统治、遵从大一统的体现。

　　容美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认同还反映在思想认识上、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如田玄《甲申除夕感怀诗》称“余受先帝宠锡，实为边臣奇遇，赤眉为虐，朱茀多惭，悲感前事，呜咽成诗”，田玄以“先帝”称崇祯，以“赤眉”喻李自成，以“朱茀”代指朱明冠裳与朝臣衣冠，而“受宠锡”“边臣奇遇”等语，则表明他虽为僻处鄂西南山区的土司，但主动纳入明王朝的君臣秩序之中，表达了对中央王朝的赤忱之心。田玄之子田霈霖、田既霖所作诗词也同样含着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之意，如田霈霖所作“皇皇堪自吊，痛在失君时；往事三更梦，浮名一局棋”，田既霖所作“岁序将分日，留连共此时，樽前频看剑，灯下懒敲棋”，都是其家国认同的诗意表达。

　　舍身抗倭，保家卫国

　　田世爵父子不仅按期朝贡，还积极服从中央王朝征调，镇戍平叛，在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嘉靖年间，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当时东南卫所武备废弛，朝廷只得派大将募兵抗倭，招募的队伍就包括容美土兵。历史学家陈懋恒在《明代倭寇考略》一书中将抗倭兵士分为卫兵、调兵、募兵、练兵四种，“卫兵不足，于是调各地客兵，调兵可考者……容美等司兵一万”。当时总制东南军务的浙江巡抚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称：“湖广九溪等卫、容美宣慰等司、桑植安抚长官等司、麻寮等所、上峝茅等峒各有骁勇士兵，惯熟战阵，宜选各卫谋勇素著指挥统领。”在东南沿海抗倭战役中，多次可见容美土兵的身影。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田九霄率领土兵在绍兴后梅大败倭寇，取得“后梅大捷”。后又带领田九璋并与官兵配合，在嵊县清风岭伏击倭寇，斩俘170余人，取得“清风岭大捷”，此次大捷使得倭寇“既畏谭兵不敢南，复畏土兵不敢北”。胡宗宪高度评价此次战役，认为“容美兵精悍甲各部，万里从征，朝气正锐”。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从福建流入浙江的倭寇，与钱仓寇会合。田九霄率领所部土兵，在朝廷的统一调度下，扼贼于曹娥江，将倭寇追至黄家山全部歼灭。容美土司的抗倭业绩得到朝廷肯定，田九霄被朝廷赐予红纻衣一袭，田九璋被赐予冠带。此后，容美土兵又参与了平定倭寇的“徐海之役”，取得沈家庄大捷，田九霄又被赐予赏银，承袭祖职。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容美土兵再次被征调，田世爵率兵在总兵俞大猷的指挥下围攻舟山倭寇，取得“舟山之捷”。这次抗倭之役充分显示了容美土兵的强悍实力，有人评价“二司（永顺、桑植）虽同在行间，各有功绩，而容美勋独高”。

　　田世爵不顾年迈携子出征，与子田九霄、田九龙、田九璋率领一万余名土兵远离家乡，赶赴东南抗倭战场。容美土兵纪律严明，采用钩镰枪弩，攻敌不备、出其不意，英勇善战、不畏牺牲，先后取得后梅、清风岭、曹娥江、黄家山、沈家庄、舟山等战役的胜利。容美官兵为国赴难，不计酬赏，田九霄将朝廷犒银一万七千两封贮嘉兴府库，坚辞不受，足见其报国不为利、赴难不计功的家国情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年过八旬的田世爵病逝于芜湖军营，用生命践行了“当令身许国”的田氏家训。明王朝嘉其忠贞，追封为宣武将军。

　　田世爵虽身处边疆，却始终胸怀天下，心怀社稷，心系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奉献精神，超越了土司地方利益，体现了容美土司对中央王朝的政治归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国家统一的自觉担当。田世爵及其子孙以诗文传家、以忠义报国、以行动服从大一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一笔。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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