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队》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抗战为叙事背景，讲述了一支抗联小队在经历惨烈战斗与大部队失联后，幸存战士重返部队与民族精神回归的故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归队》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当《归队》的尾声落下，那些来自年轻观众的深刻解读与情感共鸣，让我深感这部作品已超越了简单的影视创作，它成为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沟通先辈与青年的精神桥梁。若问我们靠什么赢得了年轻人，我想，答案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我们选择以最谦卑而真诚的姿态，进行了一场关于信仰、人性和生命价值的严肃对话。

　　从“史诗叙事”到“生命关怀”

　　传统的宏大叙事往往着眼于历史的必然性，而《归队》试图触摸的，是历史褶皱中那些个体的、偶然的、充满挣扎的瞬间。我们刻意避开了对著名战役的高屋建瓴，转而聚焦于一支失散小队的求生之路。这不是为了消解历史的庄严，恰恰是为了在更微观的层面，探寻那种庄严从何而来。

　　老山东那句“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在和平年代听起来或许像一句口号，但在生死边缘，它成了维系这支队伍存续的精神脐带。我们拍摄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分食一块干粮，不是为了展示苦难，而是想呈现一种在极端匮乏之下，人类文明最基本的道德感如何被艰难地维系着。这种对生命本身的深切关怀，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直击人心最柔软的共情之处。年轻观众或许未曾经历战争，但他们能理解“承诺”的重量，能感知“分享”的温暖，也能在角色对生命的执着中，看到属于自己的生存意志。

　　以“肉身体验”逼近“历史真实”

　　选择在零下30℃的极寒中实拍，常常被理解为一种艺术上的“苦行”。但于我而言，这更是一种迫近历史真实的哲学方法。我们无法真正回到过去，但可以让演员的身体，去无限接近地体验那种极限状态。当胡军老师的脸颊被冻得僵硬，当李乃文老师在冰河中不受控制地颤抖时，摄影机捕捉到的已不再是表演，而是生命体在面对严酷自然时最本真的反应。这种“肉身真实”所带来的震撼，是一种纯粹的、无法被虚构的生理信息，它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台词都更有力量。它让“艰苦卓绝”从一个形容词，变成了可被感知的物理存在。对于信奉“真实即正义”的年轻一代而言，这种毫不妥协的创作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诚意”。我们不是在“演”给他们看，我们是邀请他们一同“体验”那段历史。

　　在精神漂泊中寻找“锚点”

　　“归队”这个动作，在剧中是物理的，但它的精神内核却无比当代。在今天这个价值多元、信息爆炸的时代，有的年轻人正经历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失散”——对未来的迷茫、对意义的追问、对归属的渴望。剧中每个角色寻找队伍的过程，恰恰隐喻了现代人在纷繁世界中寻找自我定位和精神家园的旅程。

　　汤德远的转变，是一个灵魂从“利己”到“利他”、从“漂泊”到“扎根”的典型样本。他的挣扎，与一个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困惑何其相似。他的最终“归队”，并非简单的政治选择，而是一种价值理性的确立和生命意义的锚定。当年轻观众为他的选择而动容时，他们或许也在潜意识中，完成了一次对自身生活态度的审视。我们并未刻意说教，只是呈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生命的丰盈，或许就在于找到那个值得为之奋斗的“队伍”，并为之负责。

　　艺术是通往心灵的朴素仪式

　　《归队》的创作过程，于我而言，也是一次精神的“归队”。它让我回归到对艺术本体(真实)的敬畏，回归到对人物(人性)的尊重，也回归到与观众(时代)平等对话的初心。

　　赢得年轻观众，从来不是一场需要绞尽脑汁的“攻略战”。它是一场真诚的邀约，邀请他们进入一段被精心还原的历史时空，与那些真实的、具体的生命相遇。当我们以最大的诚意，将历史的厚重转化为生命的质感，将崇高的精神解码为普世的情感时，共鸣便自然发生。

　　最终，我们与年轻观众在《归队》中相遇，共同完成的，不是一次对过去的简单缅怀，而是一场关于如何活着、为何奋斗的生命价值的探讨。这，或许是这部作品所能企及的最深刻的意义——它让我们在历史的回响中，清晰地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并思考着如何更好地“归”于这个时代，归于我们共同的责任与未来。

　　(作者系《归队》导演)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