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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为什么如此广阔
——《国家温度》创作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蒋巍     2025-11-26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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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就像掀开人生的一个个封面,记忆在时光中翻卷。

  中学时代,我赴北大荒当了知青,第一次看到广阔而寂寥的乡村。被太阳烤糊过,在暴风雪中迷过路,踩着冰水割大豆、掰苞米,第二天早晨,透湿的棉裤冻得哗哗响,能自己站在炕上,我不得不提一桶开水朝裤筒一冲,就那么下了地。那时,什么都遮不住普遍的贫穷。低矮的土坯房,破败的柴火垛,涂黑的墙壁当黑板,孩子们扛着板凳去上课。但他们讲话却是一口响脆的京腔,因为班主任就是北京来的女知青,我的任务就是赶着牛车为学校送水。知青大返城时,老师们走了,教研室空了,学生都哭了,我也泪别乡亲,把一切行李、棉服包括脸盆都捐了。那时所有知青都发誓不再回头,可二三十年后他们都回来了,像久别的亲人和老乡抱头痛哭,并带来所有的捐助:学校、道路、桥梁、满满的图书室!

  是啊,农村永远是中国的血脉和牵挂。遗忘那些遥远的乡恋乡情,我们的青春就空了!

  2019年,中国作协组织一批作家分赴各省区,采写当地的山乡巨变。最初,名单上没有我,毕竟我已年过七旬,可我是下乡八年的老知青,和乡亲们有感情啊!我赶到作协的动员会上,问领导:“我去哪儿?”领导怀疑地瞅瞅我的满头黑发(虽然从未染过),说了一句:“你随便!”口气明显我在“计划外”。那好吧,既然没有指定我去的地方,我当即决定,那就绕全国走一圈,看看大江南北的山乡巨变,那是新时代多么恢宏壮丽的画卷啊!

  就这样,72岁的我带上一盏小台灯出发了。老伴笑我:“虽是老骥,并不伏枥。”作协的青年博士刘诗宇担心我“尚能饭否”,于是志愿与我同行,经陕西、新疆,到了贵州才返京。这是我倾尽情感的一次奔走,因为它有意义也有温度。此前我就长年奔走在全国山区乡村,住过贵州大山的石头村,到过长江岸上高高的悬崖村。在陕北老区,我才知道地下几十丈都是黄土,找不到石头也挖不出水,农民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后、结婚时、入葬前。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幸福的“最后一公里”修到千家万户。如今我再次上路,驱车高速,但见山乡巨变扑面而来:森林般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一幢幢农家小楼红瓦白墙,掩映在绿水青山之间;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那些排名世界前列的大桥、大坝、隧道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仿佛一呼百应,擎举起一个“云上贵州”。在天山南北,那些亲如一家的民族新村,苹果香梨能砸到脑袋上。在西藏高原,一顶顶五彩帐篷组成了“游客之家”;在拉萨广场,我被卷进载歌载舞的人潮,回来后脸颊添了两块“高原红”,看着那个帅呀;进了广阔草原,才知道今天的牧民不再骑马,而是开着越野车去放羊了。在黑龙江广大农场,数字化机械实现了无人耕作;在海南岛,我登上靠港的渔船,入夜,万家灯火照亮了满舱活蹦乱跳的银鳞和笑语喧哗的港湾。大江南北,所到之地,老村部成了村史馆,老账簿成了展览品,老婆婆的手绣成了抢手货,大学生村官成了新产业讲解员。在西藏,我遇到好几位内地来的援藏干部,原定一年一轮换,现在把户口都迁过去了,老婆也跟来了,因为享受了优惠政策,收入比内地还要高。绿色经济遍地开花,一家家设有观景台的客栈挂在悬崖峭壁上,旅友们川流不息。路边有个小饭店叫“鸟地方”,头缠蓝帕的女老板一听我是东北口音,立马来了一句“翠花,上酸菜!”我不由得哈哈大笑……

  当然,一路我也采写了许多平凡英雄,都是从生活深处“捞”出来的。贵州大山里的杜典娥,看到乡亲们不识字,不敢出去打工,于是腾出自家房子办了一所三年级小学(因为她只读到四年级),一年学费9斤谷子。我是过乌江时听老乡讲了她的故事,立即下船回对岸找到她,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我还特意前往西藏日喀则市一所中学采访,原来因师生不会说双语,管理混乱,后来因为上海一位校长在那里援藏三年,这所中学现在成为当地名校。在云南,复员归乡的战斗英雄王明礼领我上山参观茶园,一路他步履矫健,十分健谈。我这才得知,几十年来有两样东西他一直带在身边:一个是全班战友的花名册(其中有两位烈士),一个是一把老军号。每天清晨,他都登上山头吹响军号,组织乡亲们上山种树护林,防止羊群啃食。在林园,说起他在边境战场曾为抢救战友受过伤,王明礼卷起裤腿给我看,说他的左腿没了神经,钉子穿过脚面都没感觉,而右腿——说着他忽然解下来,砰地扔到墙角,吓我一跳,他却哈哈大笑!在新疆,一位年轻大学生带我到他的扶贫户家里,每周他要在这个“新家”住两天,吃住都要交钱。告辞时,老乡在院里烤了一捧肉串,一定要我们带在路上,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多年行走乡村,特别是脱贫攻坚伟大工程展开以来,正是人民群众这些动人事迹深深感召了我,让我不停地翻山越岭、进村入寨,去倾听去书写,把键盘敲得山响,敲到和老乡聊天的幽默处,不由得哈哈大笑;有时会热泪盈眶,喊服务员赶紧“拿纸来!”

  于今回想,整整10个月,我带着一盏小台灯,从北京出发,除台湾省外,绕了全国一圈,最终抵达黑龙江省的“光腚屯”——那里已经建成一座庄严的历史纪念馆。面对气象万千的新时代,正是广大农民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激励我完成了这部30余万字的《国家温度》。书中写的每个人都来自绿水青山、画中田园,奔走的梦想,想飞的英姿,足够让今日中国春暖花开。

(责编: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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