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为六畜之首，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岩壁上，无论是3.5万年前德国福格尔赫德洞穴里那只猛犸象牙雕刻的马，还是3.2万年前法国肖维岩洞中墨线勾勒的群马，抑或1.7万年前法国拉斯科岩洞里色墨交融的野马，都表明了马几乎在艺术发端之时，就已成为表现对象，至今不衰，中国也不例外。在丙午新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马。

　　如果要感受古代先民对马的情感，不妨到内蒙古阴山、宁夏贺兰山等地，去领略旧石器时期岩画上的万马奔腾，这些马以凿刻和磨刻为主，线条粗犷、造型稚拙、古朴天真。

　　如果说岩画中的马是古人试图通过绘画间接征服的狩猎对象，那么商代晚期殷墟的青铜双马、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陶马、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马、东汉墓葬中的铜马、唐代的昭陵六骏，则反映了马作为军事征服的主力，是人类亲密的战友，是古代帝国的武力象征和核心支柱。

　　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尽显质朴雄浑之气。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陶马，均以现实中的战马为原型，以写实手法表现战马的勇猛与威武，形神兼备，再现了秦军铁骑的剽悍雄风，是中国古代写实雕塑的典范之作。

　　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的伟大功绩，将他的墓设计成祁连山状，并在墓前以巨石雕成石兽，以战马为主，最为精彩的是《马踏匈奴》。一匹矫健壮硕的战马将一个战败的匈奴兵踩在脚下。石雕不做镂空处理，不做精细刻画，而以高度概括的写意手法，突出战马的主要特征，体现静穆质朴、粗犷雄浑之美。

马踏飞燕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数量众多的铜车马，包括铜马39匹，姿态各异、灵动有致。《马踏飞燕》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此雕塑表现一匹凌空飞驰的骏马，圆浑的身躯、腾空的四蹄以及飘扬的额鬃和马尾，将马的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精妙的是，为了表现飞马的速度，一只马足踏在燕隼的背上，隼是和鹰一样飞翔迅疾的鸟类，而马却能超越它，如此浪漫的想象力，如此卓越的创造力，令人叹服。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并一直被沿用至今，其“天马行空”般的豪迈气概，正是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之写照。

　　唐代迎来画马巅峰，帝王贵胄好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画科，名家辈出：曹霸、韩幹、陈闳、韦偃、韩滉等人，极一时之盛，创作了许多神采飞扬的骏马。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两首诗就是专为画马名家曹霸而作，其中名句“一洗万古凡马空”，令人神驰。韩幹以“内厩之马为师”，其《照夜白图》线条挺劲圆转，马体健壮肥硕，昂首奋鬃，虽缚于柱上却有腾骧千里之势。昭陵六骏的石刻浮雕、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狩猎马，雄健豪放、鲜活生动；唐三彩中的骏马流光溢彩，不再有驰骋沙场的英姿，而带着承平日久的雍容，彰显了大唐盛世的自信与从容。

　　宋元明清以降，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代有名家，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逸趣。北宋李公麟以白描手法绘《五马图》，线条简练却形神毕现。他将神骏之姿、线条之美发挥到极致，其开创的白描画法影响深远，绵延千载。元代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将骏马置于秋林碧水之间，笔墨高古、意境悠远。清代郎世宁以中西合璧之法创作《百骏图》，马匹的质感与立体感跃然纸上，开创画马新境。

徐悲鸿《奔马图》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最为著名的画马名家当数徐悲鸿。他一生致力于以西画写实精神改良中国画，他笔下的马是中西融合的成功典范，造型精练、简约传神，他将马的体面关系与笔墨的写意趣味融而为一，不仅丰富了鞍马画科的表现技法，更重要的是他重塑了美术中马的精神内核。抗战时期，他创作的《奔马图》，昂首飞蹄、自强不息。此时的马，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逆境奋进的旗帜。

　　骏驰千年，云章焕彩，在中国美术长河中，马的形象始终以俊朗之姿驰骋纵横，跨越时空。从岩画的古朴稚拙到石雕的雄浑气象，从工笔的精勾细染到水墨的淋漓酣畅，马不仅是艺术表现的经典题材，更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与审美追求。从《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投射，到“马到成功”“千里马”的文化寓意，美术中的马早已超越其作为生产、交通以及战争工具的现实价值，而被赋予丰富的精神性与时代性。中国美术中的马，忠诚坚毅、积极进取、自由奔放，激励着后人秉持龙马精神，续写时代华章。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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