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荧屏上塑造一个英雄，容易；但塑造一群活生生、有血有肉、能引发观众共情的基层干部群像，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电视剧《小城大事》的创作过程，正是我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一次又一次寻找答案的旅程。作为编剧，我的核心诉求简单而朴素：不拔高、不神化，用最真实的笔触，让观众真切地看到，党员干部究竟是如何带领人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出当下的美好生活的。

　　这个故事的种子，最初源于一个真实存在的中国奇迹——浙江的龙港。当国家只给了造城资格而未能提供一分钱启动资金时，一群不甘贫穷的农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自力更生，硬是在一片滩涂上，白手起家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城市。这个“中国第一农民城”的故事本身，就充满了令我们创作者热血沸腾的传奇色彩。然而，当我试图将它转化为电视剧时，我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这个看似高大上的城市奇迹，落地到观众能感同身受的“小城大事”中去。

　　以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为主的群像戏

　　我的第一个决定，是摒弃传奇剧的叙事方式，不去塑造某个超人似的英雄，因为我深知一个城市的崛起，绝不是靠城市里的某个个体振臂一呼就能实现的。它是众多个体在党的领导下，围绕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小事，通过不懈奋斗共同推动的。因此，我给自己定下了第一条规矩：这是一部以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为主的群像戏。

　　这意味着，我至少要写好写活十几个立得住、站得稳的人物。于是，在长达数月的创作中，我在无数原型的基础上，一点点搭建起一条生动的人物画廊：年轻坚定、思维超前，却因缺乏经验而处处碰壁的女镇长李秋萍；智计百出、作风泼辣，却也带着一点小油滑的镇党委书记郑德诚；敢作敢当、白手起家，也是时代弄潮儿的个体老板高雪梅；舍生忘死、一心为公，却性格执拗的副镇长林冬福；锱铢必较、忠于职守，却因不善表达而屡受委屈的副镇长解春来，以及幽默风趣、关键时刻能顶上去的谭光明……

　　人物必须真实可信

　　创作这些人物时，我始终要求自己恪守第二条规矩：人物必须真实可信，不完美、有缺点。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也就没有人能始终正确，这条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是经过无数人的试错才找到的，过分美化人物，过程一定失真。我坚信，只有不完美的人物，才是真正可信的人物，才更能在观众心中生根发芽。

　　李秋萍代表的是改革开放大潮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干部形象。她有远见、有规划，一开始就画出了月海城的发展蓝图。但她初出茅庐，对基层的复杂情况缺乏了解，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让她处处碰壁。她抓城市卫生，却抓出了一起“拦路抢劫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先进并不一定意味着永远正确，因地制宜，真正了解这片土地、了解这片土地上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她必须攻克的课题。而郑德诚则是一个反高大全的另类英雄，一个有七情六欲、会犯小错误的活人。他敢于担当，面对“无钱建城”的困境，他能想出“收取城市建设费”这样的大胆之举；但他也有些自负，喜欢吹个小牛，当年轻的女镇长李秋萍空降而来时，他内心的不服气与抵触是真实存在的。他带着其他三位副镇长去县委“请愿”，反对李秋萍的任命，这恰恰是他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

　　李秋萍与郑德诚的矛盾，从一开始的“猫鼠游戏”，到后来的“并肩作战”，再到最后的“肝胆相照”，这条关系线，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干部作风、两种不同时代特征的磨合与融合。我想展现的，正是新一代干部的知识与眼界，老一辈干部的经验与智慧，是如何共同铸就了月海城的辉煌。我们让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而是在时代浪潮中，用智慧和汗水，也用笨拙和固执，带领大家劈波斩浪的“人”。正是这种属于人的不完美和不确定，让他们最终的成长和担当，显得更真实，也更动人心魄。

　　除了这两位核心人物，我着墨最多的是那些奋斗在一线的配角们，那些月海城普通又不普通的建设者。副镇长林冬福，是拼命三郎的极致体现。他爱岗敬业，为了工程质量敢于潜入海底采样，最终为此献出了生命。他的牺牲，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是脸谱化的“先进”，有着固执、大男子主义的毛病，但他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月海的热爱是毫无杂质的。

　　而副镇长解春来，则是另一种基层干部的典型——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老黄牛。他一辈子在副科长的位置上兢兢业业，面对提拔机会时产生的失落与不平，让他的形象异常真实。他爱占点小便宜，也爱争个面子，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总能坚守底线。他与妻子高雪梅的分分合合，不仅为紧张的剧情增添了生活的烟火气，更折射出在那个激荡的年代里，观念的碰撞与情感的坚守。

　　这群不完美的干部，凑在一起，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他们之间的争吵、磨合、团结与牺牲，共同构成了《小城大事》最动人的风景线。

　　讲述的故事必须坚持现实主义

　　人物的真实，必须建立在故事的真实之上。我给自己定的第三条规矩是：讲述的故事必须坚持现实主义，不吹不贬，如实还原。

　　剧中的七个核心事件，几乎都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每一个都触碰到当时改革最前沿的痛点与难点。“收城市建设费”，触及的是土地政策和资金来源的法律底线；“用工超标”事件，反映的是私营经济崛起与陈旧用工制度的激烈冲突；“滨海路用地矛盾”，则关乎干部与群众、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复杂博弈。我在处理这些情节时，时刻保持着一种如履薄冰的谨慎。我要描摹的是党员干部如何带领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亿万中国人在过往几十年间、不断以自身经历与感受验证的过程。要讲好这个过程，既要保证故事的精彩好看，又不能越过现实的底线，必须把握好政策解读的精准度。

　　为了实现这一点，不能简单地堆砌政策或口号，而是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内化到人物的命运之中。当郑德诚面对全县干部的质问时，他讲述的不是政策条文，而是那些默默支持过他的老领导的故事，是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朴素真理，最终打动了所有人。当李秋萍因坚持原则导致工厂停工，几乎引发群体性事件时，矛盾的核心不是政策对错，而是“情与理”“法与情”的挣扎。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在极端情境下的选择与抉择，才得以将宏大的时代命题，转化为观众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个体命运。

　　注重在宏大的叙事中，穿插进小人物的家长里短。李秋萍父母之间那吵了一辈子却无法割舍的冷战，林冬福与孙小燕之间那份笨拙而真挚的爱情，解春来和高雪梅的夫妻拌嘴与最终和解……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是构成故事血肉的必要元素。它们让观众看到，这些干部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家庭的烦恼，有情感的波折。正是这些“小事”，让干部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让他们为之奋斗的“大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水乳交融。

　　《小城大事》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洗礼。它让我更加坚信，真正有力量的主旋律作品绝不是对现实的粉饰或拔高，而是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与真诚呈现。我试图去做的，就是为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为我们身边那些默默无闻却闪闪发光的党员干部，树一座有血有肉的纪念碑。当观众看到郑德诚和李秋萍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最后的紧紧握手，看到林冬福为月海的发展献出生命，看到解春来、谭光明等“江南七侠”为月海的未来殚精竭虑时，我希望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感动，也是一种更深沉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和使命；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好看的故事，也是党员干部如何带领群众过上今日的美好生活，是眼下这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中国最真实、最动人的来时路。

　　而这，正是我创作《小城大事》的初心与归宿。

　　（作者系《小城大事》总编剧）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