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作品质量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高度的标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必然需要也必将创造出与其精神高度相匹配的传世之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线，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提升文化原创能力。”这一部署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的本质规律，勾勒出未来五年我国文化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艺质量的重要性。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2021年，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再次强调，“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断为我们理解何为“高质量”文艺作品、如何创作“高质量”文艺作品，提供了根本遵循。

　　思想性是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与价值所在，决定了作品的深度、高度和持久的影响力。思想性通常指的是文艺作品表现出的创作者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洞察、深刻理解与判断。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着眼于创作者本人是否具备思想力，一层在于作品是否能将创作者的思想传递给读者。清朝末年，中国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四以来，文艺被赋予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成为改造国民性、传播新思想、塑造新文化的重要武器。因此，思想性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视为文学艺术的根本力量和价值所在。新时代文学正是继承了新文学关注现实、表达思想这一传统，从而在新时代的场景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思想性源于真实性。这就要求创作者秉持深沉的人民情怀与严谨的求真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把握本质，从多个角度、多元主体出发，认识生活的总体性与复杂性。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地想，乃至于“把手指甲都绞出了水来”，是决计达不到对时代生活的深刻体认的。柳青为创作《创业史》，毅然举家迁至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他不仅是观察者，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参与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是这种“身入、心入、情入”，使得《创业史》对合作化初期中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心理的波澜、人际关系的变化、新生事物成长中的艰难，刻画得入木三分。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形象，之所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正因为他们来源于生活的厚土，血肉丰满、呼吸可闻，构成了那段历史的镜像。

　　真实性并不意味着对于生活的绝对客观还原，还包含应然真实的维度。应然真实是在对历史大势的把握中，提炼出的更具普遍性的精神真实。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种源于现实又照耀现实的理想光辉，构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它让作品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获得恒久价值。新时代文艺作品的思想力，不应满足于对既有生活和观念的美学诠释，更应肩负起艺术的前瞻功能，以想象力触及人类文明未来的可能形态、困境与希望，成为思想实验的先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艺的思想性，在新时代体现在富于阐释的弹性。它通过鲜活的人物、丰富的情节和开放的意义结构，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意义的生成。在当今“参与式文化”日益兴盛的文化氛围中，这种对话性尤为重要。越是伟大的作品，其思想矿藏越需读者调动全部生活经验去开采。读者参与程度越高，所激发的情感共鸣与思想启迪便越强烈，作品的思想能量也在交互中释放得更为充分。

　　思想不能“悬浮”于作品之上，必须如盐融水一般“溶解”于作品之中。这一“溶解”的过程，正是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使思想得以审美化呈现。杜甫的诗歌之所以成为“诗史”，不仅因其“穷年忧黎元”的赤子之心，更在于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形式锤炼。他将个人的漂泊与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熔于一炉，在严格的律诗形式中开拓出沉郁顿挫、包举万端的艺术境界，实现了思想情感与诗歌形式的高度统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艺术形式的不懈探索始终是推动创作前进的重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被称为“方法热”“形式革命”的文学探索蓬勃兴起。作家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大胆借鉴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技巧，以寻求对复杂现实与内心世界更富表现力的传达。王蒙的《春之声》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小说运用“意识流”手法，将主人公岳之峰在闷罐子车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心理时间而非物理时间的方式自由串联，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喧嚣与宁静在主人公的意识中跳跃闪烁。这种破碎、跳跃、放射性联想的形式，恰恰精准地贴合了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面对新旧交替、信息爆炸、希望与困惑交织的特定时代，那种纷至沓来、难以名状的“感觉结构”。形式本身，成为内容贴切的表达。

　　反观当下一些创作，存在着主题先行而艺术粗糙的倾向。有的作品虽然选取了重要的时代命题或社会热点，但在艺术呈现上却流于简单化、概念化、模式化。人物成为传递观念的符号，情节沦为论证主题的案例，语言失去了个性与光泽。这种对“艺术地表现思想”重视不够的现象，实质上是忽略了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提升艺术性的关键路径与宝贵资源。当下，许多优秀作品正是在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叙事手法，让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产生共鸣。让深厚的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审美风尚中重新绽放，这是艺术性在当代深厚的源泉。

　　在传统上，“观赏性”一词更多地与影视、戏剧、美术等视觉艺术门类相关联。然而，在媒介技术深刻变革、文化形态深度融合的今天，文学的“观赏性”内涵正在急剧扩展，并日益成为衡量其质量的重要表征。

　　当前，文学作品早已不再是封闭的纸质文本。它日益成为一个可听、可看、可互动、可转化的“跨媒介”艺术母本。因有声书、广播剧的流行，声音的维度被空前强化。一部文学作品的节奏、韵律、语气，通过优秀播音者的演绎，能产生比默读更直接的情感冲击力。视觉的维度则与影视、动漫、游戏改编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在融媒体环境下，文学文本的消费过程本身，就可能是多种感官被调动的综合审美体验。比如，在聆听一部历史题材有声书的同时，读者可能会同步查阅相关地图、人物画像或历史纪录片片段，文字、声音、图像在读者的意识中交织，共同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意义空间。

　　这种“观赏性”的强化，为深度开掘文学的思想与美感提供了新路径。这要求今天的文学创作者，不仅要有驾驭文字的功力，还须具备“跨媒介叙事”思维。刘慈欣的《三体》之所以能产生全球性影响，除了其恢宏的宇宙观与深刻的思想实验，作品中那些极具画面感、堪称“视觉奇观”的设定，本身就为从文字到影像的转换提供了坚实基础。李娟的散文，以充满灵性、质感与画面感的文字，精准描摹了阿勒泰的风景与生活，其文本本身就具有极强的“通感”效果，让读者仿佛能看见那片草原的辽阔，听见风吹过耳畔，嗅到干草的气息。这启示我们，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文字本身就应具有“通感”魅力，能让读者“看到”色彩、“听到”声音、“触到”质地。而当它转化为其他艺术形式时，这种综合美感应得到强化。在这个意义上，追求观赏性，就是追求思想与艺术在当代接受环境中的最优传播效能与最大感染力量。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共同支撑起文艺作品的质量大厦。思想性是引领方向的灵魂，艺术性是塑造精魄的筋骨，观赏性是联通受众的肌肤。唯有将提高质量作为生命线，我们才能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既有时代回响又有历史回音的优秀作品。这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期待，更是每一位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必须承担的光荣使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