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一部名为《山海情》的电视剧悄然登陆荧屏，旋即引发广泛关注，成为近年来罕见的现象级主旋律作品。这部仅23集的作品，以近乎纪录片的克制与真实，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西海固人民响应国家扶贫政策，在福建对口帮扶下，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当片尾字幕浮现“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变迁，更是一代人用汗水与信念书写的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

　　作为“人民史诗”的《山海情》

　　《山海情》的故事始于1991年的西海固。镜头所及，是连绵不绝、寸草不生的黄土坡，是兄弟三人共穿一条裤子的极端贫困。国家“吊庄移民”政策号召村民离开故土，搬迁到更有发展潜力的玉泉营。然而，政策落地之难，超乎想象。首批移民因无法忍受飞沙走石的集体“逃回”，老一辈对告别故土的激烈抗拒，年轻一代对走出大山的渴望与迷茫……所有这些矛盾，都让这部作品充满了粗粝的质感与生命的张力。

　　其动人之处，恰恰在于穿越这重重困境的奋斗与希望。李水花这个角色，就是一个重要代表。她聪慧却因贫辍学，与爱情失之交臂，在丈夫残疾后以一己之力扛起全家的重担。当她用一辆板车拖着丈夫、幼女和全部家当，在茫茫戈壁中独行七天七夜，最终抵达移民村时，那张沙尘满面却笑中含泪的脸，那份从苦难深处生长出的倔强，让无数荧屏前的观众潸然泪下。她身上不仅凝聚了中国传统女性最坚韧的光芒，更彰显了西海固农民想要改变命运的决心。得宝的蜕变，则让我们看到了西海固年轻一代的精神觉醒。故事伊始，他是那个带着麦苗、水旺扒火车逃离大山的叛逆少年，眼中燃烧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与对现实不公的愤懑。新疆煤矿的生死经历，让他褪去了莽撞与浮躁。回到金滩村的得宝，沉默地跟在凌一农教授身后，成为第一个躬身钻进蘑菇大棚的青年。当他为凌教授追回被风卷走的草帽，气喘吁吁地喊出那声“师父”时，一个崭新的生命已然破土。白校长无声的坚守，则展示了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希望。当全村人忙于种菇致富、外出务工时，他独自守着那间破旧的校舍，日复一日地教孩子们识字、唱歌。面对“读书不如打工”的短视，他挨家走访，用最朴素的话恳求村民们让孩子多认几个字，多读几天书。即便面临免职，他也要给孩子们置办校服、筹办合唱比赛，为的是让他们也拥有一次被灯光照亮、被歌声托起的经历……

　　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无声却壮烈的迁徙。不仅是从大山到平原的地理迁徙，更是从绝望到希望、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精神迁徙。他们的奋斗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英雄的光环，只有平凡人的挣扎与尊严。从一锄头一锄头开垦戈壁，到学习种植双孢菇的忐忑与欣喜，再到工厂流水线上的咬牙坚持，剧中所有人物的挣扎、抉择与成长，共同绘制出一幅真实可信、情感丰沛的众生相。而这，正是“人民史诗”最真实的模样，一条由无数普通人用双脚走出的布满尘土、汗水甚至血水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每一个深深浅浅的脚印，都是对“何谓发展”“何谓幸福”最朴素的回答。剧集的最后，闽宁镇的万家灯火在荧屏前闪烁。我们终于明白了，这片金沙滩上最珍贵的，不是长出的蘑菇或葡萄，而是重新扎下根脉的人——只要根须扎得进三尺厚，飞沙黄土也拔得出万千生机。

　　山海之间，政绩观的“试金石”

　　《山海情》的镜头不仅对准了西海固的农民，也对准了这里的各级干部。正是在这些干部的言语和行动中，何为正确政绩观，何为错误政绩观，形成了鲜明对比，构成了整部剧作的思想主线。

　　错误的政绩观，在剧中体现为具体而微的“病灶”。麻县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当闽宁村双孢菇产业因市场饱和而出现严重滞销，村民心急如焚之时，麻县长关心的不是如何帮助群众解决燃眉之急，而是紧锣密鼓地筹备“现场会”，企图用光鲜的场面和虚假的汇报，为自己装点政绩、迎合上级。他给马得福指出的“高速路”，是隐瞒问题、包装成绩。这种“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做法，正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的映照，其根源在于政绩观的错位，在于把个人升迁得失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而正确的政绩观，则在马得福、陈金山、凌一农、杨县长、吴月娟等人身上，化为有血有肉的实践。

　　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原点在于人民。比如，男主角马得福，这位刚从农校毕业的年轻“村官”，并没有天生的“主角光环”。他会在追回逃跑的吊庄户时焦头烂额，也会在面对心爱之人水花被迫嫁人时，掏空口袋仅有的几块钱，笨拙地说一句：“你去银川吧，或者兰州也行……照顾好自己。”他所有的奔波、焦虑，甚至冒险，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涌泉村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因此，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规划蓝图，而是挨家挨户走访，听老人讲述不愿离乡的眷恋，看年轻人对未来的渴望，理解“吊庄移民”政策推行中那些看似“不理性”的抵触。有了这种与民众“身挨身、心贴心”的血肉关联，他才能在为村民通水、通电的奔波中，一次次受挫又一次次奋起；他才会不惜断送个人“前程”，也要冲撞会场说出蘑菇滞销的实情；他也才能最终说服全村“奋力地把山劈开，把土划破”，共同奔赴充满希望的未来……他的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漂亮数字，而是看见具体的人，听见具体的声音，感受具体的苦难与期盼，而这正是无数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干部不灭的初心。

　　靠什么树政绩？那就是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山海情》中的优秀干部，无论是本地成长的马得福，还是外来的陈金山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马得福天天泡在村里，对每家每户的困难了如指掌；陈金山为了制定有效的劳务输出政策，日日坐镇工厂车间了解需求。他们不搞“拍脑袋”的决策，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同时，他们也展现了极强的担当精神和“钉钉子”的韧劲。通电、通水、卖蘑菇，每一个难关都需要“啃硬骨头”的勇气和反复协调的耐心。尤其是从福建来的凌一农教授，他本可专注于学术研究，却不远千里，扎根戈壁，手把手教农民种菇。当蘑菇滞销时，为了不让村民们血本无归，他自掏腰包跑遍全国找销路，甚至不惜抵押自己的家产垫付差价。他创造的政绩，是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家情怀，更是“功成不必在我”的高尚境界。

　　正确政绩观还要把握好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西海固不通车没有路，风沙大地荒凉，无事可做的村里人除了种地，只能等政府的救济粮金。原来发放下来用以饲养的扶贫珍珠鸡也被村民们宰杀果腹，所剩无几。这说明单纯的物质救济难以根治贫困，扶贫不是简单的“输血”和给钱给物。真正的脱贫，需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摒弃盲目蛮干的政绩冲动，而要有打基础、利长远的决心和毅力。正是基于此种考量，我们才会在剧集中看到因地制宜的“吊庄移民”政策，看到“东西协作”下菌草种植技术的引入，看到组织化的“庭院经济”和劳务输出……在这一过程中，群众的眼界得以开阔，劳动技能得以提升，特色产业得以落地。整村搬迁后，涌泉村旧址退耕还林，从秃山变成了辽阔的绿野。一个兼顾当下与长远、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系统工程最终得以成型。由此可见，马得福们所追求的，不是立竿见影却后患无穷的“形象工程”，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工程”。就像在山西省右玉县，历任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持之以恒植树造林，终将“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这样的“潜绩”恰恰是最深厚的“显绩”，也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三重检验。

　　可以说，《山海情》通过正反人物的鲜明对比，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政绩观的“正”与“歪”，直接关乎政策的成败、人心的向背，最终关乎党的执政根基。麻县长式的政绩观，可能换来一时的显赫，却凉了群众的心，毁了发展的根；而马得福们的政绩观，可能充满艰辛、默默无闻，却能在百姓心中树起永恒的丰碑，在历史长河中化为永不褪色的功勋。

　　政声人去后，丰碑在民心

　　《山海情》的结尾，已是2016年。昔日“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已是绿意葱茏，生机勃勃。新一代的孩子们在此奔跑嬉戏，与他们父辈当年逃离此地时的画面相交织，形成了震撼人心的时空对话。闽宁村升级为闽宁镇，高楼林立，葡萄园一望无际，一个集合了特色养殖、特色种植、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崭新家园已然崛起。

　　这部剧之所以能“破圈”传播，打动无数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正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的精神渴求与价值认同。在喧嚣与浮躁中，它重申了“奋斗”的意义；在利益多元纷扰中，它彰显了“奉献”的价值；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它找到了“根”与“未来”的和谐之道——“涌泉村的根有两头，一头在过去，一头在将来。”而这一切叙事的基石，正是那群秉持着正确政绩观的党员干部。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千钧分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政声人去后，丰碑在民心。历史和实践不断证明，唯有那些扎根泥土、心系苍生、实干笃行的业绩，才能融入民族复兴的壮阔江河，书写时代大潮下波澜壮阔的人民史诗。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