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大批反映建党题材的文艺作品纷纷亮相，其中电视剧《觉醒年代》可以说是刮起了一阵红色旋风，引起了大批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追捧。2021年开年该剧于央视首播后，在互联网社交平台持续发酵，首轮播出期间收视率稳居中国视听大数据排行榜第一，豆瓣评分高达9.3分，成为兼具口碑与热度的献礼佳作。《觉醒年代》不仅集齐了中国电视剧的三大权威奖项，还获得了其他多个专业奖项的肯定，成为党史题材影视创作的重要标杆。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我们站在新起点，更需从“觉醒年代”的伟大觉醒中汲取力量。

　　历史叙事的创新建构

　　《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从2015年开始酝酿剧本，但是对这部剧表达的主题并不是特别清晰。直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听到这个话时，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这部电视剧要表达的主题吗？这部电视剧不就是想说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来历和初心吗？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初心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初心？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知道并且牢牢记住这段历史和这份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给这部电视剧注入了灵魂与活力。

　　《觉醒年代》在叙事层面的首要突破，在于它跳出以往建党题材影视作品“以一大开会为核心”的传统叙事框架，转而聚焦1915年至1921年间的“思想觉醒”历程。这一叙事策略的转换，意味着创作者并未将建党的历史过程理解为孤立的政治事件。在叙事逻辑上，《觉醒年代》以“觉醒”为叙述的原点，通过“草蛇灰线”的叙事手法，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条清缕晰地加以呈现。这种叙事方式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史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非偶然的历史插曲，而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觉醒”之后的必然结果。《觉醒年代》从思想和文化变革的角度观照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彰显出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

　　《觉醒年代》以事实为依据，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这个主题。龙平平认为，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了100年前先辈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使得剧本呈现这个主题的时候理直气壮。

　　立体鲜活的人物群像塑造

　　党史题材影视作品也和其他题材的文艺创作一样，都是靠故事的生动性、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感情的真实性、细节的逼真性来打动人的。《觉醒年代》的人物之所以让人难忘，核心在于它将历史人物塑造成了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让观众觉得这些先驱者既是伟人，也是身边可亲可敬的普通人。编剧龙平平说过，写伟人要先当普通人写。该剧围绕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思想先驱，以及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青年革命者，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人物谱系。创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儒家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体现人物的君子气度，通过“为生民立命”体现人物的社会担当，以“舍生取义”彰显人物的家国情怀。陈独秀会为了筹钱“忽悠”朋友买自己的字，开会时把瓜子皮悄悄推给习惯整洁的蔡元培；李大钊在长辛店与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包饺子、讲道理；鲁迅为抗议张勋复辟愤怒举起“不干了”的牌子。这些充满生活质感的细节，使历史人物从神坛走向人间。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并未回避历史人物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性格冲突。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新旧两派之间的激烈论战被转化为富有戏剧张力而又不失历史分寸的叙事内容。创作者拒绝“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着力刻画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与多面性。最经典的一幕戏莫过于“辜陈之争”。作为复辟派代表的辜鸿铭，剧里展现了他学贯中西的才华、在被解聘时的硬骨气，在关键时刻替学生求情。这种对“对手”的尊重，反而让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在碰撞中显得更有分量——对手有多强，突破就有多难。这种处理方式既避免了“好人太好、坏人太坏”的简单二元对立，也使观众在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同时，感受到先驱者们求索真理的真诚。

　　《觉醒年代》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精心塑造，成功找到了一种与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对话的全新方式。它让百年前的先驱者们从书本中的符号变成了可亲、可感、可共情的“人”。

　　极具东方意蕴的视听语言

　　《觉醒年代》在视听语言层面的创新，使其在美学品质上达到了同类题材的新高度。《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表示，该剧力图把中国传统美学元素，比如隐喻，还有类似“留白”这种东方审美表达，嵌入剧中。创作者将历史事件与时代精神通过隐喻手法隐藏在物象细节与场景造型之中。剧中反复出现的骆驼、蚂蚁、泥泞街巷，其实是人物处境的投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毛泽东的出场：天上下着大雨，毛泽东怀里抱着新一期《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人群中穿梭奔跑，这一画面隐喻着“他从风雨中走来”的历史寓意。此外，泥泞中的车辙象征旧路的艰难前行，风雨中的奔跑暗示时代变革的急迫——这些意象化的表达使历史获得了诗性的质感。

　　在《觉醒年代》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历史性场景，被主创团队视作全剧“最华彩的乐章”。它没有停留在史书上一句简单的记载，而是通过极具冲击力的艺术呈现，深刻诠释了建党的“初心”与“使命”。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护送被军阀通缉的陈独秀离京。编剧龙平平查阅史料发现当年北方大旱、海河沿岸灾民遍地，由此找到了艺术加工的切入点。“南陈北李”两人行至海河边，看到灾民惨状，听到“义和团遗老”的悲怆发问。陈独秀第一次情绪失控、失声痛哭，面对李大钊“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提问，他指着难民说：“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这一场景采用阴沉的天空、呼啸的冷风、遍地的难民等压抑画面，与两人在风雪中庄严宣誓形成强烈对比，极具感染力。

　　在色彩运用与镜头调度上，《觉醒年代》同样匠心独运。蒙太奇手法、不同色调与色彩对比、运动镜头渲染、远近景切换等视听元素的综合运用，不仅塑造了立体的人物形象，也使整部作品兼具了史诗的宏阔与诗意的隽永。这种“历史的”与“美学的”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使《觉醒年代》在纪实性与艺术性之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

　　引发年轻观众深刻共鸣

　　《觉醒年代》播出后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莫过于它在年轻受众中引发的深刻共鸣。究其原因，该剧的“年轻化表达”是多维度的。在内容层面，它摒弃了说教姿态，以平等的叙事立场与青年观众对话。在形式层面，该剧巧妙地将弹幕文化、表情包文化等青年亚文化形态纳入传播体系。在精神层面，剧中人物“为民族寻找出路”的求索精神与当代青年的自我认同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振。在阅读量超11亿次的话题#觉醒年代yyds#下面，网友称其“实至名归”（注：“yyds”代指“永远的神”）。数据显示，《觉醒年代》覆盖的人群中，29岁及以下人群占比近70%，这意味着这部剧有大量的90后和00后观众。在B站，一期名为《我们的考点，是他们的一生！》的《觉醒年代》相关视频，单集播放量超过了500万，评论区点赞数最高的评论是：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因为我们就是续集。正是这条评论，让编剧龙平平感叹，“我反复检讨，我低估了年轻人的政治鉴别力和艺术鉴赏力”。

　　《觉醒年代》的成功并非偶然。它以唯物史观忠实描绘了近代中国从“二次革命”失败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之间的历史事件，立体呈现了历史人物的时代典型性与个体性格。在思想性上，它回答了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立的根本问题；在艺术性上，它完成了启蒙与革命的审美表达；在传播上，它打破了代际壁垒，实现了主流价值与青年文化的有效对接。正如该剧导演张永新所言：“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从来不排斥好作品。他们排斥的是那些粗糙、悬浮、不真诚的作品。”《觉醒年代》的启示正在于此：它不是靠“迎合”赢得了年轻观众，而是靠“真诚”赢得了尊重，靠“品质”赢得了热爱，靠“共鸣”赢得了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这为新时代影视创作指明了方向。《觉醒年代》的创作实践证明：当创作者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尊重历史、以精湛的艺术手段表达历史、以真诚的情感姿态对话观众时，党史题材影视作品完全可以成为兼具思想深度、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文化精品。在这个意义上，《觉醒年代》不仅是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更为党史题材的影视创作提供了一份值得深入总结的“方法论”答卷。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