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江水悠悠，绕村而过。顺河边青石板巷一路探寻，宋代午桥静卧碧波之上。唐天祐年间，严氏始祖严怀英随王审知兄弟入闽，见“阳岐山多灵石，水无浊流”，便在福州仓山区上岐落脚，建起一座两进合院，世称“大夫第”。这不仅是严氏家族的根脉所系，更是那位日后高举“科学”与“爱国”两面大旗的启蒙先驱严复少年立志、晚年归根的精神原乡。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被梁启超誉为“论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以《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论警醒国人，影响深远。

　　故居现存建筑为明末清初重建，占地745平方米，穿斗式木构架，面阔三间，前后两进合院布局，两侧封火墙如雁翅舒展。跨进一进中堂左侧的“严谨治学”展厅，展板上福州船政学堂课程格外醒目：英文、算术、几何、物理、光学、天文……这些今天的常规科目，在160年前的中国，却是开天辟地的知识体系。严复的科学启蒙，正是从这里起步。展厅里一张摄于巴黎的留影，定格了年轻时严复的儒雅风姿。1877年，严复作为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欧学生抵达英国。在格林尼治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他不仅学习海军战术，更把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与他一见如故，在日记里连连赞叹“又陵才分，吾甚爱之”。

　　穿过一进天井，右侧的“首倡变革”展厅里《直报》影印件映入眼帘。甲午战争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严复的同窗邓世昌、林永升等壮烈殉国，“海军学生为国死绥者殆半”。消息传到天津，正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的严复深受刺激，彻底放弃科举入仕的念头，提笔写下《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4篇檄文，在《直报》上接连刊发，此时期严复的思想已经转向启蒙，将挽回国运的希望寄托于民众。

　　展厅墙上特意摘录了《论世变之亟》的开篇：“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当时，严复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强大的根源，从来不是坚船利炮这些“形下之粗迹”，而是背后的科学体系“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这才是西方“命脉之所在”。在严复看来，科学不是零散的技术，而是一套完整的认知方法。在1902年《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深刻批判时人中体西用、政本艺末的观点，指出“科学”是一切西学之源，明确提出：“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他翻译的《穆勒名学》，正是为了纠正中国传统思维“重演绎、轻归纳”的弊端，让国人学会“实测”而后“内籀”，即通过观察、实验、归纳来提炼普遍规律，强调将科学精神注入近代文化变革之中。

　　二进中堂左侧“追求真理”展厅一角展示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传播史。《天演论》在清末民初风行一时，短短十几年间便发行了30余种版本，饱学硕儒争相追捧，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西学译著。鲁迅说他的世界观，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胡适亦是受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影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胡适”，字“适之”。这一思潮深刻塑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严复翻译《天演论》，本是介绍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但他没有照搬原文，而是加入大量按语，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延伸到人类社会，给沉睡的中国敲响了救亡警钟。但严复同时也反对盲目的“排外”，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里明确说：“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在他看来，真正的爱国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主动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潮，通过学习先进来强大自己。

　　“追求真理”展厅里还陈列着严复晚年与友人的通信手稿，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中西文明的辩证思考。严复并不是“全盘西化”论者，恰恰相反，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思想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严复受政府委托研究战局，译呈《居仁日览》供决策者参考。严复写给熊纯如的信札中，记录了他看到欧洲战场惨状后的震惊：“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曾经被他视为文明标杆的西方，在战争的血腥中暴露了“强权即公理”的残酷本质。他并没有因此否定西方文明的价值，而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文明是多元的，学习西方不等于照搬西方，更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根脉。他在信里接着写道：“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不是保守派的“复古”，而是经历过文明碰撞后的理性回归。严复晚年在《老子道德经评点》里说，老子的思想与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相通，和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也有契合之处。他提出“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既不全盘否定传统，也不盲目崇拜西方。

　　二进中堂右侧的“爱国兴邦”展厅，更多展现了严复作为教育家的实践。严复是中国近代海军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展厅里一张北洋水师学堂的老照片，记录了他执掌该校20年的时光：校园里堂室宏敞，还有专门的观星台供学生学习天文。严复建立了全新的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1902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纂，1912年又担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展厅里悬挂着他提出的办学方针：“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他还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里系统阐述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育人主张，批判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认为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只会读死书的腐儒。更难得的是，严复特别关注女学，提出“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

　　在“爱国兴邦”展厅，最让人动容的是那份严复1921年临终前立下的遗嘱，短短六条，字字千钧：“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六、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造孽。”第一条就坚定地写下“中国不灭”，第六条又叮嘱后人“己轻群重”。这份遗嘱浓缩了严复一生的追求：爱国不是固守旧法，而是在损益革新中让国家存续；爱国不是只顾小我，而是在群体利益中实现个人价值。

　　早在担任福州市和福建省领导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积极推动严复研究。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曾多次参加纪念严复的相关活动。2001年，习近平主编了《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一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习近平称赞严复“高举科学与爱国两面大旗”，认为“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100多年过去，严复当年举起的“科学”与“爱国”两面大旗，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

（责编：郑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