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北京，暑气蒸腾。穿过北京金宝街繁华的商铺与热闹的人群，走入南侧的狭长胡同，映入眼帘的是茂密的古树与质朴的石墙，市井喧嚣刹那间便被隔绝在外。在鳞次栉比的现代楼宇之间，东堂子胡同里保有着古都特有的静谧。树荫掩映下，一座有着孟莎式屋顶和精致老虎窗的三层红砖小洋楼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鼠疫斗士”伍连德的故居。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7岁时获得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学习，后又赴德国、法国进修。1903年，他顺利通过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答辩，成为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1907年，他归国任职，长年累月地开展防疫、卫生、医学和社会福利工作。东堂子胡同55号（现在的东堂子胡同4号和6号）是他在北京工作时的居所。

　　伍连德于1911年购得这块土地，并于1916年采纳一位德国建筑师的建议，建成一座三层东西对称式联排别墅，请清末留法建筑设计师华南圭设计了后花园。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正如它的主人一样，拥有东方的风骨、西洋的学养，深深扎根在中国大地。故居开辟了7个常设展馆，以伍连德的生平与成就串联起来。

　　临危受命，迅速扑灭鼠疫

　　序厅的一面墙上集中展示了海内外对伍连德的评价。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曾授予伍连德“鼠疫专家”称号；梁启超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另一面墙上是“伍连德箴言录”。其中一句十分令人动容，即1911年伍连德致信《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时所写：“我随时准备报效国家并甘受任何艰难，以期向我的人民表示我为他们而生活、工作。”这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业承诺，更是一位赤子对故土的深情告白。

　　继续前行，在一处显眼的玻璃展柜里，静静地陈列着一架泛着幽暗金属光泽的物件——一架1900年前后生产的显微镜。它的黄铜镜筒早已褪去了最初的锃亮，底座边缘也带着岁月磨损的痕迹。站在展柜前，时空的指针仿佛倏然拨回到1910年的那个寒冬。彼时，西伯利亚的极寒气流席卷着中国东北，比严寒更令人绝望的，是一种不知名的烈性传染病。此病症状为发高烧、打寒战、胸闷、咳嗽、出血，一旦开始出现症状，病情发展非常迅猛，且死亡率奇高。疫情从满洲里一路向南蔓延至哈尔滨，甚至直抵京畿，成千上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评价疫情传播之势“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危机还不仅仅来自疫病本身，在这个艰难时刻，日、俄欲乘机侵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以我国没有担得起重任的人才为借口，企图独揽防疫权。那一年，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全权总医官。他即刻出发，带着一架显微镜与一些实验器具，与助手抵达哈尔滨。

　　为了查出疫病的元凶，伍连德决定进行尸体解剖。作家迟子建以东北大鼠疫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中，详细叙述了这段往事。在那个法律与民情皆不允许解剖的年代，伍连德顶着舆论压力、冒着生命风险，与助手在死者所处的小客栈，将房屋消毒之后，完成了哈尔滨乃至东北第一例尸体解剖。伍连德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病原体，通过实地调研与科学验证，首次提出此次流行的鼠疫为肺鼠疫。他以超凡的智慧和耐心，成功组织了万千民众参与防疫斗争。有资料显示，伍连德仅用67天便平息了这场灾难。

　　之后的多年间，他又几次组织扑灭了在东北、上海等地暴发的肺鼠疫和霍乱。凭借在肺鼠疫研究领域的贡献，特别是揭示了旱獭于该疾病传播中的作用，1935年，伍连德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在提名表格“国家”一栏中，伍连德庄重填上了中国。

　　防疫先驱，推广卫生观念

　　在“防疫传承厅”里，展柜中陈列着一个微微泛黄的纱质物件。这并非普通的医用材料，而是在扑灭鼠疫的战役中立下奇功的——“伍氏口罩”，它也是今天所使用口罩的一个蓝本。在东北大鼠疫中，许多外国专家固执地认为鼠疫只能由老鼠和跳蚤传播，主持天津防疫工作10余年的法国著名医生梅斯尼甚至拒绝戴口罩进入病房，最终感染殉职。梅斯尼的死，极大地震动了医学界，也让伍连德的科学论断得到了证实。为了保护防疫人员和平民，伍连德就地取材，设计出一种极其简易却十分有效的防护用具。他将折叠的纱布剪开，内置一块医用脱脂棉，两端剪成绑带，可紧紧贴合面部。这种口罩式样简单、成本低廉、效力显著。短短几天内，哈尔滨所有参加防疫的人员都戴上了口罩，有效降低了人传人的风险。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氏口罩”备受赞誉：“伍连德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

　　“防疫传承厅”还陈设着一张古朴的中式木质方桌及几把木椅。特殊之处在于，方桌中央放置着一个圆形木质旋转托盘，托盘上有两双颜色不同、长短不一的筷子。这便是伍连德提倡推广的“双筷制”和“旋转餐台”。在抗疫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国人“共饭合食、同杯共饮”的习惯，恰为唾液飞沫传播疾病敞开了方便之门。1915年，伍连德在《中华医学杂志》刊发《卫生餐法》一文，提出革新中餐共食旧习俗的方案，由此掀起了改良国民餐桌习惯的风潮。为了兼顾科学防疫与团聚温情，伍连德建议设计一种旋转餐桌，并倡导每人使用两双筷子，长筷用于取菜，短筷用于进食。这一小小的改变，既守住了一家人围桌共食的烟火气，又将现代公共卫生观念悄然植入群众生活日常。

　　兴建医院，推动医学发展

　　故居一至二楼楼梯被辟出了“医学建制墙”，依序展示了伍连德参与创办中华医学会与医学杂志、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的成就。由木质旋梯拾级而上，墙上的一张张照片串联起岁月长河。1913年，伍连德向政府递交《中国的医学教育》的长篇备忘录，建议“根本改变医科学生的培养方式”。1915年，伍连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中国急宜谋进医学教育》，提出：“注重医学教育问题，以谋进国利民福，诚为我国亟不容缓之图。”彰显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卓越的前瞻性。同年2月，以伍连德为首的21位中国医生在上海建立中华医学会，伍连德任书记，受命创办《中华医学杂志》并任总编辑。

　　在中国期间，他主持创办了20多所医院及医学院校。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属北京中央医院的建立。1915年，伍连德提议在北京城区为老百姓开办一所现代化医院，并想把它建成一座模范的平民医院，借此促进医学之科学化。在时局动荡的形势下，他一方面极力节约，另一方面努力筹措资金。4年多的辛勤工作期间，他没有接受过任何薪水或报酬。1918年，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正式投入使用，伍连德出任首任院长。这是中国人自行筹资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家综合性西医医院，标志着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编纂医史，促进医学交流

　　行至故居二楼，迎面便是“国际交流厅”。厅内陈设还原了生活场景，摆放着书柜、沙发、案几等家具，仿佛可以触摸到伍连德在此会客交流、伏案治学的日常温度。中央的墙面上，一张巨幅照片引人注目——1911年“万国鼠疫研究会”的现场合影。会议云集了11国的34位传染病专家，伍连德任会议主席。这是国际上第一次以鼠疫防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推动了中国医学走向国际舞台，会议形成的报告书成为流行病学经典。

　　与这幅照片静静相对的玻璃展柜中，一本厚重的英文大部头映入眼帘，这是伍连德与医史学家王吉民历时16年编纂，于1932年出版的巨著《中国医史》。这部书可谓是两位专家为中国医学正名之作。1913年，美国医史学家嘉里逊完成《医学史入门》，全书700多页，但关于中国医学史的论述不到一页，且多有讹误之处。此书很快成为医学史方面的权威课本，多次重印。伍连德读到这本书后，马上致信嘉里逊，问他为何对中国医学作如此少的介绍和不正确的评价。嘉里逊回信称：“中医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伍连德深受震动，随即联系了王吉民，王吉民亦大为触动。为了“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二人决定合著《中国医史》，上篇由王吉民撰写，梳理中医发展脉络，下篇由伍连德撰写，论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历程。这项工程浩大艰难，二人广泛收集材料，以科学的理念、翔实的史料，向世界全面介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历史。社会学家潘光旦评论此书，“从此新旧医界可以彼此获得进一步的了解与合作：前者可知先民的贡献固不在少，后者亦可知完全经验的不可恃，非经科学方法的洗剔整顿，旧学或不免终于淘汰”。

　　伍连德一生恪守“得之于人，用之于世”的信条，将所学所得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1960年他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在讣闻中称伍连德为“医学界一位英雄和近乎传奇般的人物，世界广泛受惠于他比所知更多”。

（责编：常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