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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文学会真正生长出来的地方
来源:学习时报     卢燕娟     2026-08-12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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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介时代创造了一个人人可以写作的语境。各行各业的人,无需专业资质均可成为作者;作品也无需出版社或文学期刊层层专业评审,便可通过网络直抵大众。对今日大众而言,文学是一个更多层次的场域:文学可以关乎文明家国、反思社会历史、叩问人性命运,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沿着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的经典线路向前延伸,也可以在烟火微芒、人生碎屑中,照见我们普通人那些普通而粗粝的悲欢,记录那些无法铭记在人类智慧的塔尖上却与每一个普通人呼吸同在的阴晴雨雪。这两个向度不是仅从表层意义上“精英与大众”“专业与业余”的二元切分,而是后者在为谁写作、为何写作、如何写作这些带有根本性的文学底部运行逻辑上,正面向未来生长出新的文学空间。

  从此意义论之,“素人作家”虽然是一个外延模糊、内涵也不甚明确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今天文学场域中的出现和被关注,本身代表了文学面向普通人正在生长出来的这一新空间。今天的文学现场关注这个空间,也不仅仅是因为作者身份反差自带话题性这一表层原因,而是他们的写作对关乎文学根本的几个问题做出了不同于传统专业文学的另一种回答。

  在素人作家这里,文学由普通人写作。相较于进入专业批评家的审美经验和评论场域,进入大众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是这类文学更重要的追求。在这一点上,那些为谋生辗转在烟火缝隙、奔波在市声喧嚣中的素人作家,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们拿起笔,写出普通人谋生之日常:“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写菜市场里杀鱼卖肉、讨价还价的人间百态(陈慧《在菜场,在人间》)。那些柴米油盐的人生中可相通的甘苦,到了素人作家这里,他们经历过,他们写得出,更重要的是他们珍重之——这是普通人对自己人生的珍重。

  在素人作家这里,文学可以仅为了当下而写作。在素人作家笔下,今日的一粥之咸淡,当下的一事之悲欢,或许会迅速淹没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中,即使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也只不过转瞬即逝,但它仍可为了这一刻而被书写、被阅读,成为每一个普通人互相看见彼此平凡人生的窗口。我们无数普通人通过他们的文字相遇,相遇在他们笔下迟迟不来的电梯前、各自奔忙的早晚高峰里、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中。这样的相遇不面向历史的永垂不朽,却面向普通人之间感受到彼此体温与呼吸、从而看见自己也看见众生的当下。

  在素人作家这里,文学可以用普通人的语言写作。素人作家携带着较少的专业训练痕迹进入文学场域,他们的写作也不大契合古今中西的文学理论、叙事技巧,但他们用普通人的语言讲述普通人故事的写作方式,在今天的文学场域中,在无数无名的普通人自发的阅读、转发、讨论中,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我是范雨素》,直白、亲切,这就是我们普通人跟人说话的语言。这篇文章当时引发的转发激情,很大部分源于其语言的这一特点。生活与苦难携带的沉重被浓缩在平白朴素的语言中,直抵人心。“父亲不知道自己患癌/但我知道/从医院回家的最后一百米/父亲走得非常吃力/父亲说,你去,把沟里的空瓶子捡过来/可以卖一毛五”(王计兵《最后的时光》),这首没有任何语言技巧的诗歌,曾让彼时正在经历父亲重病的我在人群中泪流满面。在那一刻我听到了他的父亲、我的父亲——那些一生低头劳作、永远言辞贫乏的父亲们——一生想说的话。

  这样的素人写作,将现代文学自发轫之初就作为核心关切的问题重新带回我们面前:为什么与当下和大众的有效联结对当代文学而言如此重要?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创造了难以逾越的美学高峰,现代文学取而代之的合法性并不在于美学优势,而在于其与大众相关的现代性质。自晚清梁启超言“欲新一国之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到鲁迅弃医从文、铁屋呐喊,现代文学从起点上就被赋予启蒙大众的天然使命。因此,现代文学兴白话文、倡导社会小说,其意义都不在于更新古典美学范式,而在于能大众化,进而能化大众。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得数千年来与文学主旨少有关联的劳动者,成为文学书写、歌颂、服务的主体。当时赵树理的理想不是登上文坛千古留名,而是登上农民围坐翻阅的“文摊”,解决身边乡亲的现实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脉络中,大众始终是其进入历史、担当现实、创造未来的核心动力,始终作为其最核心的关切存在。一段时期以来,纯文学在修复历史创伤中重视形式美学,在抵抗消费主义过程中拉升专业门槛,自有其当时当为的合法性。然而客观来说,文学与当下现实和烟火大众渐行渐远,也是其客观存在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今日的大众较之20世纪的大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文学因此前所未有地被需要、被关注,甚至被参与。素人写作正用自己的枝叶重新联结文学与大众,借助这联结在大众中承担审美与娱乐、认知与观照、沟通与和解等一系列复杂的功能,然后使自己成为与正在发生的历史、正在呼吸的普通人能共生共情的存在。而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一个奋进、开放、勇于担当的中国,或许普通人的喜怒悲欢、日常经验中,也包含着历史、哲学的大问题。而让普通人从中看到自己、感受到自己与人生、社会和世界之联结的文学,带着现实的温度,带着人生真切的痛感,或许正是未来文学能真正生长出来的地方。

(责编:常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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