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1日，郭兰英安详地走了。

　　消息传开，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打开手机，找出《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让这首被传唱了大半个世纪的经典旋律，久久在耳畔回响，思绪中仿佛那位唱歌的艺术家并没有远去，歌声依旧……

　　她唱了一辈子。从晋剧戏台上的苦孩子，到民族歌剧中的主角；从布达佩斯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领奖台，到“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从戏台到舞台，从舞台到讲台，这条路很长，长到跨越了近一个世纪；这条路也很短，短到用一个“情”字就能概括——她对唱歌有情，对人民有情，对这片土地有情。

　　传统根底，在歌剧中化用

　　郭兰英的艺术根底，不是在学堂书本上读到的，而是在旧戏班的苦日子里熬出来的。

　　1929年，郭兰英生在山西平遥一户贫苦农家。6岁被送进山西梆子戏班入科，旧戏班里笃信“不打不成才”的训徒天条，喊嗓、吊弦、练身段，每一项都是血汗里泡出来的。但也就是在这段艰难的童年岁月里，让她把戏曲的唱念做打、语言的四声音韵、节奏的板眼尺寸、演唱的“依字行腔”等古典表演艺术法则刻进了骨子里。少年时练就的这些功夫，后来全成了她的看家本领，受用终身。

　　1946年秋天，郭兰英说服母亲，毅然决然加入在张家口演出的华北联大文工团，从旧社会梨园艺人变成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全身心投入《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及新编秧歌剧《王大娘赶集》等文艺演出之中。

　　革命形势发展迅速，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了。郭兰英跟随华北联大文工团进驻正定，迎来了第一次登台出演《白毛女》中喜儿的机会。台下坐的是刚翻了身的普通百姓，台上唱的是他们听得懂、动了情的调子；虽然终场前因入戏太深而哽咽得几乎唱不下去，但观众震天的呼叫声却是最大的认可。这个转身中，她没有丢掉戏曲，而是把梆子戏里的哭腔、颤音、板眼、程式等精湛技艺，巧妙地揉进了舞台表演和人物塑造，让歌剧这种外来艺术形式扎根本土，开出了富有中华民族神韵和气质的舞台艺术新花。

　　新中国成立前夕，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远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表演；旅途火车上，她用四首山西民歌将诗人阮章竞的新作《妇女自由歌》编创成曲，在布达佩斯现场演唱后荣获三等奖。这是中国民歌手站在国际舞台上，靠的不是模仿谁，而是汉语声腔自身的美。这次经历让她更加坚定了信念——中国声乐不必照着西洋的路子走，中华民族语言的音韵，就是最牢的根。

　　1951年8月，应民主德国政府邀请，文化部选派300多名来自全国的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等领域的艺术家组成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在其首都东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开启了赴苏联及波兰、捷克、奥地利等中东欧8国30多个城市、长达1年零2个月的海外巡演；郭兰英作为中国青年文工团成员，担任《白毛女》主演，所到之处的表演产生热烈反响。

　　“只要人民愿意听，我就一直唱下去”

　　郭兰英唱歌，不炫技，只传情。她常说，嗓子再好，没有情就是空的。

　　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录音的时候，前半段她唱得温婉，像在跟人慢慢说家乡的事；副歌一起，音色忽然硬朗起来，那股子“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豪气，全在声音里。一首歌，唱出了几代中国人对故土最深的眷恋。那时候电台先播了这首歌，电影后上映，歌声比画面跑得还快，满大街的人都会哼唱。

　　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指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郭兰英演唱《南泥湾》，她没有按老套路唱成粗犷的劳动号子，而是借助晋剧小花旦的甜润和灵动，把三五九旅垦荒的日子唱出了田园诗意，唱出了革命的热情和生活的温度。

　　很多人把郭兰英的歌唱艺术归结为“清、脆、甜、润、刚”。清是吐字清晰，脆是干净利落，甜是甘甜纯净，润是温润动人，刚是金石之声；这5个字她可以随心切换，听的人从不觉得跳跃，只觉得恰到好处的熨帖。

　　她还留下两条唱法上的规矩，话很朴素，道理却很深：第一，唱汉字不能为了声音好听把字音拧歪了，字音是骨头，唱腔是肉，骨头不正，肉再好看也站不住；第二，唱和演不能分家，嘴里的声音和身上的动作得是一回事，观众才看得进去、听得真切。

　　舞台上光鲜的背后，是她扛过的常人扛不住的痛。她后来说过一句话：“我的腰是钢的，嗓子是铁打的，只要人民愿意听，我就一直唱下去。”这话不带修辞，是真的。

　　“希望你能培养出像你这样的人才”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去中国音乐学院教书。4年后，她干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明白的事——放弃北京的好日子，把积蓄全部拿出来，南下广州番禺创办学校。飞鹅岭上杂草丛生，她和老伴住草棚、搭驴灶，带着志愿者搬石头铺路，硬是把破农场改成了教室。

　　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办学？因为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问过她：“兰英啊，你现在还能唱能演，将来年岁大了干什么？”她说想培养学生。周总理说：“好，希望你能培养出像你这样的人才，民族优秀文化才能弘扬。”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建校初期，她既当校长又当教员，每天早上带学生练功，还拄着拐进排练厅，看学生身段不对，扔了拐杖就亲自走一遍花篮步。

　　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复排，86岁的郭兰英专门从广州赶到北京，担任第四代“喜儿”、民族声乐博士生雷佳的艺术指导。排到“哭爹”那场时，她二话没说就扑通跪在地上示范。第二天膝盖肿了，脚趾感染化脓，她一早去医院让医生挤了脓，又一瘸一拐回了排练场。旁人委婉相劝，她说：“我不亲身做一遍，孩子们体会不到那个真切的痛。”排练时她完全入戏，管雷佳叫“喜儿”，一声带着哭腔的“爹”字喊出来，雷佳被震撼得当场泪崩。

　　有学生唱《恨似高山仇似海》时没控制住情绪而笑场，她当即沉下脸来：“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然后自己含泪范唱一遍，音乐没完已满脸是泪。记者记下她的话：“你表达不好我不怪你，但你学得不认真、做得不到位我不饶你。今天我饶了你，明天观众饶不了我。”

　　2017年，88岁的郭兰英，再次被请到中国音乐学院，指导青年歌唱家吴碧霞排演《小二黑结婚》。一开场她就把人叫停了——“清粼粼的水”唱成了“亲沥沥的水”，字音不对。她一字一顿地说：“唱歌不是唱声音，是唱灵魂。中国人必须把中国字唱清楚喽！”

　　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最担心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唱法精华断在自己手里。她曾语重心长地跟学生说：“将来我不在了，只要还有人按汉语四声的规律唱歌，守住民族声乐的根，我就还活在歌声里。”

　　大河奔流，歌声与人同在

　　郭兰英这一辈子，源头是平遥农家的土炕和戏班子的硬地，一路上吸收的是民歌戏曲和革命文艺的双重养分，唱的是旧社会底层人的血泪、新中国建设者的意气风发，最后又把所有本事留给了后辈。

　　在我国民族歌剧史上，郭兰英虽不是《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的首演者，但她化用程式与写意表演美学，赋予了喜儿、小芹、刘胡兰以崭新的舞台人物形象，由此创立了形、神、情三位一体的中国歌剧表演艺术范本。她用毕生的艺术实践宣告，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不必照搬西方，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以汉语声调为音韵根基，以戏曲板式为节奏逻辑，以“依字行腔”为歌唱方法，以“唱表统一”为表演内核，以“形神兼备”为审美准则的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路。

　　2019年，郭兰英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从北京领完奖回到番禺的学校，学生们站在校门口齐声高喊：“欢迎郭校长载誉归来！”她笑得很开心、很欣慰。那是国家授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誉，而真正的历史评价，早就沉淀在人民的记忆里——每一个听过“一条大河”的人，都是她的知音，也是她的评委，她永远为人民歌唱。

　　她走的那天，很多人说：“再听一遍吧！”

　　再听一遍《北风吹》《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再听一遍《我的祖国》《南泥湾》《绣金匾》……音符里那个从山西平遥走出来的小姑娘还在，那个腰椎骨折又站起来的人民艺术家还在，那个跪在排练厅地板上给学生示范的郭老师还在。

　　而最好的怀念，无疑就是这样好好地唱下去——像她那样，把每个汉字咬准了，把每句乐韵唱真了，把每一份情意送入人心……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