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志于道”出自《论语·里仁》，核心意思是：知识分子（士）应将追求真理、践行仁义（道）作为终极使命，而非谋生工具。如果说在古代，士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更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也就是孔子提倡的“士志于道”，“士”当志存高远，计天下利、求万世名。那么在今天，“士”更当为“众人的事”，甘愿吃亏、甘受委屈、甘于奉献，而非斤斤计较一人一时一事之得失。

　　显然，“士”不仅是一种身份，也不在于掌握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内涵、一种担当、一种气质。而能被称为大学之“士”，并不仅是获得学位这么简单。它意味着，莘莘学子在求学阶段，历经了上千个日夜的求索，被沉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学底蕴托付，已经被赋能。因此，大学之士是有“气质”的，这就是由所在大学非凡历程凝结而成的“气质”。在担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14年期间，每年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我几乎都会讲到西政精神，讲到“西政之士”。西政仅是大学的限定语，关键在士，核心在道。

　　在法律层面，“士”（特指学士、硕士、博士）是指依据国家学位法律制度，经法定程序授予相应学位的获得者。当然，也没必要把这个概念的使用搞得过于严格。在学校归属的意义上，也包括正在和曾经在学校学习（含参加长短期培训）的学子、在站和已出站的博士后。

　　在精神层面，之所以能称之为“士”，在于其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士”，意味着努力做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做孟子理想中的“大丈夫”，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孔子教人追求做“君子”，主要强调的是个人修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重在责任担当。

　　从人才培养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在多数时期都以培养符合儒家理想的治国人才为核心目标。西汉时期，儒家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此后，儒家经典成为官学和私学的核心课程，其课程都以“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为主。儒生所接受的教育，与现代的分学科教育不同，但有的儒生一门心思读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有的儒生闻鸡起舞，胸怀远大，同时极富文化修养。有的追求“当官”甚至把“当官”作为人生唯一目标，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也有相当多的优秀儒生传承“士”的传统，善养浩然之气，心忧天下，涵养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现代大学传统，在于造就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生产专业知识、运用专业知识、传播专业知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深层精神上继承了“士”的品格，但并非简单的“翻版”，而是一次深刻的“创造性转化”——剥离了封建桎梏，保留了家国情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更多是建设者，不断生产新知识，创造社会财富。专业之内的“博”，已经不容易，追求专业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博”，更不容易。所谓“人生有涯学无涯”，要看各人的才情和兴趣。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奋斗也是“士”之精神。奋斗使自己幸福，奋斗给母校添彩。我理解，母校，是青春的记忆和精神的田园，是归航的港湾和永远的惦念；“校友”，是基于同“校”而结成的浓厚情感，是心神契合的君子之谊，而非难以经远的势利之交。大家应当互相鼓励，以浩然正气为共同追求，以学校精神为牵引纽带，形成责任共同体、使命共同体、奋斗共同体。真正的大学之士，一定自带学校气质，一定能够坚守学校底线。借用法理学家富勒的理论，如果说家国情怀是大格局、大境界，是每一位大学之士“愿望的道德”，那么，学校底线就是基本功、分内事，是每一位大学之士“义务的道德”。社会对母校的赞誉，来自成千上万大学之士的奋斗积累，而社会对母校的“差评”，可能仅仅由于一人一事。

　　我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大学之士，都能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洁身自好、拒绝合污，我心沉静、我心光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校区掠燕湖西侧二味书屋有一副楹联写得好：“静则生明养心有主，温而能断临事无疑”。这里的“养心有主”，不妨解读为一条做人做事的底线，心中“有主”方可每临大事有静气，坚守底线才能不忘初心勇担当！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未来。”大学之士要持之以恒地锤炼自己严谨的反思力、精准的判断力、坚定的自信力。浩然正气更需心怀善念。在实践锻造中求真知、认真识、感真情，多读“书外之书”“无字之书”，学会理解、学会包容，不断校准自己的成长目标和奋斗方向，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用清醒的头脑思考人生，用智慧的力量创造未来，努力做有“温度”的人，做通情理、有底气的大学之士。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原校长）

（责编：田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