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以下简称《绽放》）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消息，主人公俞晓冬从大别山里发来祝贺信息。她说：“感谢作家，文学让我看到了自己，看懂了生命。”这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一个在生命倒计时中走进大山、一待就是10多年的军人艺术家，通过文字重新看见了自我，这或许就是对这部作品最高的评价。

　　可我必须诚实地说，写这本书的初衷，不单是为了书写她，也是为了“救助”自己。2023年，我写完纪实文学《望洋惊叹》后，身体突然出了问题，浑身神经剧痛，到医院一查，所有淋巴结全部肿大。医生给了我一个悲观的预判，要求立即住院进一步诊断。住院的3个月里，我每天被生命可能消逝的恐惧笼罩着，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心理问题。50多岁的年龄，正值年富力强，如果死亡提前来召唤，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接受的。但万一无法逃脱呢？我的余生该做些什么？我怎么评估自己的生命价值？用什么样的姿态为自己的人生收场？我对亲人、对朋友、对社会、对事业，对这个世界，应该作怎样的交代？当后人仰望星空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丝光亮属于浩渺的星辰？就这样，将近100天里，我几乎每天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最终，活检诊断报告证实这场病是“良性”的。我经受了一场巨大的虚惊，康复后反思，病床上那些失眠之夜里，所思所想、所恐惧所渴望、所痛苦所欣慰，这一切，恰恰是这场虚惊的精神馈赠。此前，我可能从来没有以切身之深痛和挚爱，感受过生命，思考过生命。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俞晓冬。

　　我认识俞晓冬是在2015年的国庆节。那天，我的好友《新华日报》资深记者马健邀请我参加一个画展雅集。在茶歇区，马健向我介绍俞晓冬，说她是原前线文工团的一位古筝艺术家，目前从部队提前病退，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做了不少好事。大家好奇地围上去，问她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她有些腼腆地笑笑，只说了一句，自己喜欢山里的风景，特别是金寨的“映山红”。再追问，她便不肯细说。马健说话直率，说她是一个不擅长“应酬”的人，甚至有些“反应迟钝”和“无趣”。俞晓冬不争辩，微笑着，用抱歉的眼神看着大家。马健犹豫了片刻，说她是一个“肺癌病人”啊，可不容易了。一屋子人都愣住了。

　　那天晚上，我和马健执意送她回前线文工团宿舍大院。在车上，她兴致勃勃地描述了第一次看到山里一丛“映山红”的情景。她说那是她支教前第二次去金寨，帮一个山里娃娃安装古筝，孩子的奶奶不欢迎她这个“不速之客”，气呼呼地打了孩子一个耳光。那个耳光其实是打给她看的，打在孩子的脸上，疼在她的心里，把她刚刚萌生的艺术支教理想打得七零八落。然而，就在离开孩子家、走在山坡上时，视线中突然出现了一簇映山红，很小的一簇，热烈地开放在一片绿中，那么鲜亮，简直是耀眼！同时，远处传来古筝的声音，很杂乱，一听就知道是小女孩第一次弹奏。她的希望“腾”一下重新升起来了。就像电影里刻意设计的情境，她对我说，一个巴掌打得她绝望了，可峰回路转，一片映山红和几声琴声，又把她的希望燃起来了。

　　有了那一次的相识和她讲述的“点滴”，才有了后来我采访她的愿望。但真正促使我拿起笔的，还是自己的那场病。康复后，我想到别人介绍她是一个癌症病人时的淡定，以及描述她病后走进大山的“壮情”时，她的那种从容甚至腼腆。相比之下，生命情感跌宕中的我，似乎脆弱而又平庸无奇。那一刻，俞晓冬的形象迅速在我的意识中站立起来。我觉得我差点错过了一个了不起的朋友，一个知音，一位良师。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联系俞晓冬，表达了要再见一见她的强烈愿望。这年年底，她终于从金寨回南京过春节，可一回来就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她出院后，我们开启了一段“以文会友”之路。此后一年多时间，我密集与她“约会”，并数次前往金寨，访问她长期生活的山村小学，到留守儿童和老乡们中，听他们讲述“俞妈妈”的故事。不知不觉中，她也成了我的“生命顾问”“心理导师”。她现身说法，解决了我病中产生的诸多困惑。我看到了她的人生价值，她低调地藏着、掖着那些荣耀，却默默地、毫无保留地释放出能量和光辉。我决定把她的精彩写出来。

　　说到采访，我必须坦言：起初俞晓冬不肯接受。她是一个非常本分、低调的人，除了弹古筝的那一刻容光焕发，日常生活中的她内向，甚至木讷。她说，如果看到连篇累牍写自己的文章，会羞愧，自己得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才配得上这种张扬。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了她。采访历时一年多，录音转化的文字将近300万字。来到这个世界，我从未跟一个人谈心到如此程度！我恪守一点：那些具体而微的东西，只能捕捉，不能编造。她也跟我强调，一个字都不能假，否则她无法面对孩子和乡亲们。我承诺一定如此。

　　写作中最困难的，是对这个人物的把握。好在，这种困难属于“先难后易”。作品里的俞晓冬，其实就是生活中原汁原味的俞晓冬，但要认识到这种“原汁原味”并精准传达出来，需要深入她的内心和阅历的深处。深谈之外，我还多次去山区实地采访，找准她这10多年的“关联人”，从侧面做调研。

　　在素材处理上，我采用了“双向并轨”的时间结构：一条线写她病前的人生与事业，一条线写她病后的选择与坚守。视角上交替使用她的口述和我的讲述，通过多重视角塑造人物群像。具体写法上，用了大量的生活细节，诸如冬天给孩子买防冻疮霜、夏天给他们买冰棒，对心高气傲孩子的循循善诱、对失去父母的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大到艺术学习、人生教育，小到上厕所拿卫生纸的提醒，都是从细处着眼、小处入手。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面对“模范人物”，作者往往难以抑制“拔高”的冲动。《绽放》反其道而行之，保持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事雕琢。那些生动的人物、故事细节如同点点星火，照亮了文本的每一个角落。正是这些细节构筑了真实，从真实中产生了感人的力量。

　　后来想想，如果没有那场“生命的虚惊”，我对俞晓冬奔赴大山的理解，也许只是停留在事业心、爱心和奉献上，很难抵达“执炬寻路，重启生命”那一步。整个作品的内涵由此得到极大的拓展。这部作品的主体内容是七个部分，假如没有设定“生命课程”这样的主题，也许只会有“接受课”“生活课”“琴课”“激励课”“念课”，不会有“交心课”和“大师课”。缺了后面的两课，俞晓冬身上发生的很多极有价值的事，特别是关于智慧的那部分价值，可能就会被忽略。有许多事，主人公只是在做，自己并没有多想，更不会自己去发掘其价值。如果我看不到，部分素材也许会永远被埋没。所以，报告文学作者对素材认识到什么程度，也影响到采访的涉及面和深度。采访并非一项纯客观的劳动，它需要“主题发现和发挥”，需要积极构想，需要对采访对象进行广度和深度的“激发”。

　　一场“生命的虚惊”让我对俞晓冬的选择有了更深的理解。当一个人直面“死亡威胁”时，会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我理解她当初为何放弃安逸疗养、选择奔赴大山，那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转换生命”或“重启生命”的方式。正因如此，我在写作中特别关注她如何从音乐的本原与命运出发，完成生命的成长。

　　通过这部作品，我想传递的生命观其实很简单。我们首先要能接受“生命不只是自我”。任何生命都不能独立存在，更无法孤立发展。一个人在认识和管理自己的生命时，要把自己放置在生命群体中，要有“命运共同体”意识。西方哲学所言“他人即地狱”只说对了生命性质的一小部分。其实人的苦难和幸福，既是他人，也是自己，只有融入他人，才会得到解救、得到支撑。生命的消极，首先表现在封闭自己，在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之间设置屏障。如果俞晓冬不走进大山，不把生命交付给孩子和乡亲，而是枯坐在城市的一隅，再豪华的疗养条件也拯救不了她的精气神。正因为如此，她认为自己得到的更多、更有价值，因此被“判”只剩下三五年生命，却激发出超乎想象的活力。10多年了，癌症没有消除，却也奈何不了她。

　　我还想传递给当下人的理念是：人生是一场修行，是一门又一门生命课的叠加。每个人一生都在做功课，如果每门功课都能修好，那就能抵达人生的至境。对于普通人如何在困顿中找到自己的“绽放”，我想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躲避苦难，而在于如何在苦难中完成自我超越。俞晓冬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拯救，通过治愈他人而治愈自己。这种“治愈与被治愈”的双向奔赴，或许就是每个人在困境中可以追寻的方向。

　　《绽放》出版发布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俞晓冬女士。她依然守在大山里，守在留守儿童和乡亲们身边，守在那一簇簇映山红的生命之光中。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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