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江南，烟雨迷蒙。常熟支塘镇，一湾碧水悠悠东流，青石板路蜿蜒向前。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南街44号，一座坐东朝西的清代古建筑静静伫立，粉墙黛瓦，木质梁架。这里，便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的故居。

　　王淦昌，1907年5月出生于江苏常熟枫塘湾，是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故居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居所，出国前，归国后回乡探亲，他一直住在此地。整座院落坐东朝西，有着明显的晚清风格。中路核心建筑为三进三院及一个侧厢，用材讲究，梁架皆取正宗西木。第一进为门厅，门楣朴拙。第二进为正厅，梁为扁梁，用料壮硕，梁上雕有纹饰，古朴而考究，厅内方砖历经百年仍保存完好。正中悬“三槐堂”匾额，由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吴铨叙上将题写，抱柱对联出自著名书法家言恭达之手。第三进为二层正楼，王淦昌及家人在此生活、居住了10余年。木窗格扇，推窗可见院中天井。院落之间以高墙相隔，又以腰门相通，层层递进，错落有致。侧厢小巧紧凑，与正厅、正楼围合成一方方天井，展现了江南民居典型的布局智慧，南路辟为事迹陈列馆，北路设有青少年核科普馆。

　　跨进门厅，穿过院落，步至正厅，仰望“三槐堂”匾额。建筑之沉静，恰如其人之品格；院落之层深，亦如治学之精进。王淦昌生于中医世家，自幼聪慧好学，年少即立报国之志。从这里出发，他走进清华园，远赴欧洲求学；又在祖国需要之时，隐姓埋名，投身核武器研制。故居之外，是一条不断延伸的人生道路；道路之上，是始终未改的报国志向。

　　立于“三槐堂”匾额之下，厅内光线柔和，古朴之气扑面而来。王淦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变革、救亡图存呼声日益高涨之时。1929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彼时的欧洲，原子核物理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年轻的中国学子置身其中，潜心实验，勤于思考，逐渐形成了重视实证、严谨求真的治学品格。1933年，年仅26岁的他便获得博士学位。翌年学成归国，成为当时中国物理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科学无国界，学者有根脉。海外求学，使其愈发清晰地认识到祖国科学事业的薄弱处境。所学何用，所志何在，归国的选择已作出回答。

　　走出正厅，穿过腰门，侧厢紧凑幽静，院中天井洒下一片天光。而王淦昌归国后面对的，却是很快被战火打断的教学与科研生活。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浙大辗转西迁，在流离中坚持治学。烽火连天之处，弦歌不辍，这正是一代知识分子于国难中守护文脉的写照。1941年，他提出利用K电子俘获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案，被国际物理学界广泛采用，为中微子的最终证实开辟了道路。科研之外，育人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任教期间，王淦昌培养、指导了李政道、程开甲等优秀人才，把尊重事实、重视实验的学风传给青年学子。从故乡出发时，他是求知的青年；走上讲台后，又成为引领后来者的人师。道之所传，国之所赖。

　　移步故居南路的事迹陈列馆，展室由民居改建，木窗格扇尚存旧貌，展板上一帧帧泛黄的照片，为这座老宅补上了主人离乡后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举，科学事业亦从近乎空白处起步。王淦昌奉调进京，投身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195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担任副所长，领导团队利用高能加速器开展基本粒子研究，1960年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轰动国际物理学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带电的反超子，是中国科学家在基本粒子领域作出的里程碑式贡献。从江南水乡到国际实验室，人生的天地日益宽广。而比天地更宽广的，是一位科学家把个人学术前程置于国家需要之下的胸襟。

　　再往里走，脚步不觉放缓。正楼二层，木窗格扇，推窗便是院中天井，王淦昌及家人在此居住了10余年。而在他的人生中，却有一段岁月，连姓名都必须隐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封锁与核威胁。1961年，正当王淦昌在基本粒子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沿、距离诺贝尔奖一步之遥时，祖国召唤他参加原子弹研制。这位已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写下“王京”二字，掷地有声：“我愿以身许国！”京，是北京的京，代表着一心为国。从1961年到1978年，他以“王京”的身份，足迹遍布荒原与深山峡谷，把姓名、荣誉和过去，一并锁进了国家的秘密里。在戈壁深处，他带领团队攻克爆轰物理、核测试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没有资料，自己摸索；没有仪器，土法上马。17年间，青丝熬成白发。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世界震惊于东方巨响时，很少有人知道，那个署名“王京”的人，就是曾经名满天下的王淦昌。有名之时，享誉学界；无名之日，功在国邦。国之名，重于己之名；国之光，胜于己之光。

　　步入故居北路的青少年核科普馆，展柜里陈列着核物理实验装置的模型与图示，与中路正厅的晚清木构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个展区的名字格外醒目——“神光Ⅱ装置和激光技术”。它指向的，正是一位科学家的桑榆晚景。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独立提出了激光技术的设想，与国际同步站上了这一前沿。科学家的眼光，不仅在于攻克眼前之难，更在于洞察未来之势。1986年3月，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送到了中南海。建议由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联名提出，力陈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必须早作谋划、迎头赶上。邓小平亲笔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以建议提出和批示的月份命名，“863”计划由此诞生，为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青年求学，中年攻关，晚年建言，一以贯之的，是这位科学家胸中始终不渝的赤子之心。

　　行至故居尽头，移步庭院。院中花木扶疏，青砖铺地，安放着一尊王淦昌的全身雕像，目光沉静，面容刚毅。驻足像前，敬意油然而生。“我愿以身许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王淦昌用一生践行的诺言。这正是王淦昌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应当永远铭记、代代传承的信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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