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热播。该剧收视率创下近年同类题材新高。年轻观众追剧热议，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一部讲述90年前历史的作品，为何能与今天的年轻人建立起深切的联系？原因在于它回应了当代年轻人关切的问题。年轻一代追的不仅是剧，更是问题的答案；他们从这段历史中获得的，不仅是感动，更是一种建立在客观史实之上的历史判断与历史认识。《伟大的长征》的可贵，正在于它以严谨的历史讲述，参与了当代年轻人史学素养的形成。

　　长征因何出发

　　今天常有青年学生提问：“红军为什么有大路不走，非要爬雪山、过草地？”这个发问说明，今天的青年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而要追问结论背后的来龙去脉。只是歌颂崇高、却讲不清历史内在逻辑的作品，终究难以真正打动人心。

　　《伟大的长征》对“因何出发”的讲述，是这样徐徐拉开的：瑞金城里，苏区阅兵的锣鼓声犹在，福建事变失败的消息却骤然传来。长征的出发不是突兀的开端，而是历史局势演变下的必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指导第五次反“围剿”时，否定此前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同装备精良的强敌硬拼。其间有一次扭转局面的战机。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抗日反蒋，蒋介石调兵讨伐。红军主力本可乘机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敌之重地，迫敌回援，然而临时中央未抓住这一时机，坐失打破“围剿”的良机。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难以立足，战略转移成为保存革命力量唯一的选择。

　　为何要爬雪山、过草地？这与敌人统治力量分布不均衡有关。军阀各据一方，敌人重兵集中于大城市和交通线，统治的缝隙则遍布于各省交界的偏远山区。长征中后期，红军正是在这些缝隙之间穿行，最终绝处逢生。《伟大的长征》对此也有呈现：敌军装备精良、辎重充足，依托大路机动，红军轻装简从、补给匮乏，在崎岖山地间辗转跋涉，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大部队难以展开的地区转移。雪山草地不是浪漫主义的自我考验，而是在敌强我弱格局下为摆脱围追堵截而作出的艰难选择。年轻观众由此懂得，历史结论要放回具体历史条件中理解，重大抉择要置于特定时势中考察。

　　信仰何以成为力量

　　讲清了为何出发，紧接着的问题是：付出了那样惨重的代价，这支队伍为什么没有溃散？

　　湘江战役是长征路上极为惨烈的一战。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红军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血战五昼夜，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用手从腹部伤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当地民谣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经历巨大牺牲后，红军不但没有溃散，反而越走越坚定。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党和红军信念如磐，在枪林弹雨中向死而生，在生存极限中绝境求生，在千锤百炼中浴火重生。

　　信仰不是抽象的。湘江边那场戏尤其令人难忘：战役之后，毛泽东拄杖独立江头，凝望赤红的江水，久久不语。一匹孤马从战场走过，一声嘶鸣划破死寂。剧中还有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战至重伤，喊出“我们奔死去，为战友们求活路”，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不满17岁的战士正林，至死没有吃上心心念念的红薯干……这些情节让“信仰”二字落到这些年轻人身上，令今天的同龄人久久难忘。信仰不是不知道代价，而是知道代价仍然选择前行；信仰不是对结果的盲目乐观，而是在结果未知时对目标和价值的确认。当时的革命者不是因为看见终点才出发，而是在一步一步的行进中，赋予坚持以实际的内容。这些都说明，崇高并非天生如此、理应如此，而是人在具体处境中作出的选择。今天的年轻人也常常走在看不见终点的路上，也会追问坚持是否值得。90年前那群同样年轻的革命者，已经用脚步作出了回答。

　　方向如何辨别

　　信仰回答“为何走下去”，方向则回答“如何走下去”。长征的伟大，不在于每一步都天然正确，而在于走错之后能够正视错误、校正方向。把这层曲折讲出来，历史留给今天的就不只是感动，还有方法。

　　湘江血战惨败，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全党面前：仗为什么越打越被动？路究竟在何方？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围绕红军行动方向的争论一路进行，中央红军放弃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那场戏，把“伟大的转折”具象化了。一间只有27平方米的会议室，博古的主报告避重就轻，张闻天则直指要害，周恩来主动揽责，李德坐在角落里反复为自己申辩。毛泽东压着嗓子发言，条分缕析地清算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们可以向死而生，但是决不能向死而死。”毛泽东一句话道出了转折的分量：红军不怕牺牲，但不能白白牺牲，生路在于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会议开到深夜，战士们送来两盏马灯，毛泽东说：“灯芯不拨不亮，道理不辩不明。我们这里不允许灯下黑。灯下黑一块，革命的路就要黑一片。”台词隐含着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真理越辩越明，各种主张都要接受事实和实践的检验。

　　遵义会议后不久召开的苟坝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时，多数与会者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当天深夜，他提着一盏马灯，独自走过泥泞山路找到周恩来，恳请进攻命令暂缓发出。次日敌情电报证实了他的判断，进攻计划被撤销。随后成立的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为此后三渡、四渡赤水、跳出数十万敌军合围创造了条件。会议上的争论、马灯下独行的身影，电视剧都有如实呈现。许多年轻观众第一次从荧屏上知晓这段历史，看罢感叹，原来正确的意见也会被否决，原来坚持真理还要经历这样的曲折。真理可能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坚持真理，既需要洞察时局的眼光，也需要遵守组织纪律的定力。表决输了，就服从组织；责任放不下，就在程序内继续把道理讲透。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走向成熟，靠的不是从不犯错，而是具有在血的教训中自我纠错的勇气与机制。年轻观众循着这段历史看下来，得到的不是几个现成的结论，而是理解了结论形成的过程：正确的方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在失败面前辩出来、走出来的；历史也不是在笔直的坦途上自动展开的，而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矛盾中前进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的创作，本身就是一次“以长征精神拍长征”的自觉实践。主创团队三次重走长征路，查阅收集资料数千万字，剧本六易其稿，艺术还原长征沿线场景700余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历史人物均对照权威党史文献考订。导演自述创作原则是“言必有据、言必有史”。长征出发前的毛泽东，身患疟疾，身处低谷，一句“现在鬼都不上门”，是历史记录中的真实心境；博古犯错、痛悔、反思，最终服从组织决议，跟随队伍走完长征，都有确切的历史依据。史料掌握得越充分，艺术想象才越有边界；细节考据得越扎实，人物和故事才越有依托。年轻观众愿意相信这样的讲述，进而愿意跟着剧情去翻检文献、查考会议始末、辨认党史人物，把学习党史变成主动的追寻。由看剧而读史，由感动而求知，好的作品能够激发读史的兴趣，而兴趣是理解的前提。年轻人在观剧与读史中，也渐渐读懂了长征。为何出发、为何坚持、如何选择方向，这些萦绕他们心中的追问，都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答案。

　　“长征的历史从未远去，长征的路在不断延伸。”新时代的年轻人，也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道路是在探索中蹚出来的，信仰是在看不到终点时守住的。这些从历史深处得来的答案，终将沉淀为年轻一代走好新的长征路的精神底气。

（责编：田旭）